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0)06-0100-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0.06.014 网络打卡正在成为新媒体时代一个日益广泛且频繁的媒介仪式。“从早起、不熬夜、运动、阅读、练琴，到吃水果、喝水、养生，不少行为都采用了线上打卡模式。网上甚至还有过一款专门针对家长的‘戒吼’打卡产品，用于训练他们在孩子调皮捣蛋时，克制住自己不向孩子大吼大叫。”①纷繁复杂的线上打卡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意义上企业打卡考勤的意蕴内涵，但所涉及的领域以及实践形态均有了进一步延展。这其中，以完成所设定任务为导向，在各类网络平台上以不同方式规律地记录、展示和分享经历及进程成为新媒体时代打卡的重要特征。为什么设置打卡环节；打卡对于所设定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如何理解人们对此所产生的热情；是什么因素驱动着打卡行为的延续；通过看似重复且流程化的媒介实践帮助实现个人自我成长，这对于参与主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其背后又反映出媒介与主体之间怎样的关联。随着打卡在日常生活多个领域的日益渗透，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作为媒介实践的任务导向型网络打卡 作为一种媒介实践，任务导向型网络打卡所呈现出的目标性、规律性和流程化等特征可以将其归类为个人行为自追踪(self-tracking)的一种类型。自追踪同时也被称之为生活记录、个人分析和个人信息学。它通常是指人们针对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展开监视和记录，根据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组织、分析和诠释，并思考这些数据如何为个人生活提供洞见。②Lupton关于自追踪的定义同时结合了技术维度和实践维度。一方面，随着物联网理念的逐步深化，以可穿戴设备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可以对人体多项信息，如地点方位、身体状况、运动数据等进行及时且准确地采集、监测和处理。另一方面，个体并不是完全被动地获取数据，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数据的收集和积累，并基于可视化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身体状态展开相应的反思和调节。③近年来量化自我的概念逐步流行，在多个场合与自追踪交叉使用，有研究者将量化自我作为一种自追踪实践类型，也有研究者将两者视为同一概念。④ 当前，关于自追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领域，侧重于考察自追踪过程中的人机交互关联。一方面，研究者分析使用者的行为和心理特征，优化自追踪软件。譬如，Li等研究者将自追踪过程分为准备、收集、整合、反思和行动五个阶段，提出软件的设计需注重整体性、灵活性、平衡型和多元性，⑤并进一步指出，人们在自追踪过程中会针对当前数据状况、过往历史记录、目标设定的合理性、目标与实际状态之间的差距、数据收集时发生的其他产生影响力的事件、影响行为的多因素等方面提出问题，但当前自追踪软件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个人自我反思的需求。⑥Epstein等研究者认为，随着自追踪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渗透，人们的使用动机和过程也更为复杂和多元。基于“生活信息学”理念，Epstein等提出了包含决定追踪、选择工具、追踪和行动以及停止四个步骤的模型。其中，追踪和行动是一个涵盖收集、整合以及反思的连续动态性过程，该模型同时也考虑到在追踪过程中参与者会出现短期或长期暂停并重新开始的可能性。⑦ 另一方面，研究者侧重于考察自追踪对于参与者的主体形塑。所收集数据的可视性、可知性和可控性意味着个人对于行为的感知、衡量和把控更为准确、客观和科学。这使自追踪过程同时也成为积极且自主投入的自我实验⑧，是个人被赋能的过程。⑨在追踪、收集、反思和行为调整的过程中，随着个人与数据的关联性逐步深入，自我也在此过程中逐步显现。有研究者认为量化自我是自追踪的本体隐喻。⑩值得注意的是，隐喻虽然可以使我们更快速地把握未知，但我们的注意力也会更集中于心智域所强化的特定侧面，而不自觉地遮蔽或忽略了目标域概念的其他方面。(11)自追踪的参与者曾多被形容为是“数据迷恋者”：他们视数据为权威，试图利用数据去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研究者指出，这样的刻板认知模糊了自追踪个体身份的丰富和多元。参与群体在目标设立、参与方式、路径特点以及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量化自我中的自我不是一个可控且静态的自我，而是动态的、情境化的自我。(12)在自追踪过程中，用户不同程度的认知和情感投入，以及从中获得的自我认知，意味着自追踪同时也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Lomborg等将凯瑞的仪式观作为理论基础，指出从传播学视角解读自追踪现象，应关注特定的媒介实践是如何在日常情境中建构和维系一个共享的文化价值理念。Lomborg认为，在展开自追踪的过程中，个人同时在三个维度开展实践：与相关软件形成互动、与自我形成互动、与他者形成互动。三个维度既相互独立又互通有无，处于持续的互动和变化之中(13)，而这三个维度也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框架。 本研究所探讨的是任务导向型网络打卡对于个体的塑造，主要聚焦移动学习领域的自追踪现象。互联网正在成为人们展开移动学习的重要介质和载体，各种移动性的、碎片性的时间段被充分开发和利用。同时随之兴起的是围绕课程学习所建立的虚拟社群以及愈发频繁的学习型打卡。这其中与英语学习相关的打卡行为在各类社交平台中所占比例较高。对于中国人而言，英语已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入职升职的考核条件之一。对于英语学习的投入愈发低龄化和高龄化，意味着学英语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持久性的“个体化工程”。研究将在线英语学习打卡作为切入口，不仅是探究一种全新的自追踪模式，同时也是对移动智能环境下媒介生活方式的体察，是分析人们在成长规划、个体化追求以及与之相伴的情感感知、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一个重要窗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人机互动的内涵，指出任务导向型打卡是参与主体在与商业逻辑、新媒体文化以及多元他者的融汇、整合和交织中所经历的具有时间跨度的媒介仪式，个人也在这一动态过程中逐步实现自我认知、自我管理和自我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