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萃英(1886-1972年)，号芝园，福建闽侯(今属福州市)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清末，邓萃英曾留学日本宏文学院(Hirofumi Institute)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Tokyo Higher Normal School)；20世纪10年代末，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肄业。民国时期，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邓萃英是一个有着重要影响和地位的人物。他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次长、河南省教育厅长等职，并先后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厦门大学和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北京高师任教和执掌北京高师校长期间，他组织邀请孟禄来华进行教育调查，倡导学术研究，扩充图书馆等设备建设，推动学校男女同校，推进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成功等，对北京高师乃至当时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任职、执掌北京高师的经过 北京高师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及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早年的邓萃英曾就读于全闽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他任福州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5月15日，教育部令改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为北京高师，并以“研究专门学术、造就师范与中等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为宗旨，由陈宝泉任校长。1915年四五月间，邓萃英出席于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一届年会，期间与陈宝泉相识，并受其推荐，于是同年9月到北京高师任教，教授“论理”课。1916年，邓萃英被推选为北京高师校友会德育部干事长；1917年1月，又担任学校数学物理部教务主任。在教学中，邓萃英所编讲义资料丰富，内容充实，且讲课条理清晰，故而不仅颇受学生欢迎，也深得教师信任。 此后，坚定教育救国信念的邓萃英在1917年5月曾和黄炎培、梁启超、张謇、蔡元培、张元济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随着邓萃英在教育界地位声誉日著，1918年8月，他和杨荫榆等被教育部派为首批考选的教员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校学习，师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年)等学习教育哲学等理论。1919年2月8日，教育部令尚在美肄业的邓萃英为参事，不久邓萃英回国，并于7月19日到教育部任事。 然而，由于在民国初期，留日学生在教育界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教育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清末以来所受日本教育的桎梏。当时的北京高师，受这一状况影响，加之师资匮乏，校长陈宝泉即聘请了不少留学日本特别是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留学生，以致教师中留日派占多数；但是，随着清末民初走出国门赴美留学的大批留学生逐渐回国后对美国教育的颂扬和宣传，借鉴、吸纳美国教育理论、教育体制和办学思想渐为大势所趋。1919年11月，教育部组织的以陈宝泉、张彭春、袁希涛、金曾澄等为成员的欧美考察教育团出国考察，考察团成员在1920年4月底逐渐回国。受到美国教育影响的陈宝泉，开始在北京高师大量聘请留美学者，并“抱彻底改革师范学制之决心，决意进行仿照美制的改革”[1]，但不曾想遭到学校教员中留日派的反对。之后，随着北京高师学生要求改制为师范大学未果，以及教员中留日派与留美派之间矛盾加剧，陈宝泉被迫于11月22日辞职，当天，教育部调陈宝泉到部秘书处任事(一月后又被任命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并于11月23日委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陶孟和为北京高师校长；但是，北京高师学生将陶孟和视为“北京大学派”，以为陶若就校长职，无疑会促使北京高师并入北京大学，于是纷纷拒陶挽陈。无奈，11月29日，陶请辞不就；12月18日，教育部照准陶孟和“辞不就职”，并在同日任命邓萃英兼代北京高师校长。虽为“兼代”，但责任心极强的邓萃英，并没有因名为“兼代”而稍弃责任。 12月24日，邓萃英至北京高师就职，并于当天在学校风雨操场发表就职演说，他从高师之本旨、高师之分科趣旨及修学态度、高师教育的精神、高师与世界各国之制度、高师与我国教育界之需要、北京高师改良进步之注意点六个方面详细介绍、说明了北京高师以及高师的本质特征，分析了北京高师存在、发展的重要意义，使师生们对学校有了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从而产生了较强的认同感、归属感。其中他特别强调：“我虽不能永久在本校服务，但是在职一日，总负一日的责任，而且愿负由此一日行事所发生将来种种影响之责任。”[2]事实也正如邓萃英所言，12月28日，邓萃英即主持全校主任会议，议决通过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组织暂行简章》，并于1921年1月6日由全校主任会议修正，从而保障了学校的组织制度管理。此后，基于对高等师范教育的深刻认识，在担任北京高师校长期间，邓萃英不仅尽职尽责，而且显示了自己对高师教育非凡的理解，从多方面推动了北京高师的发展。 9月26日，因被教育部委任为特派专门委员偕同外交团赴美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归期不定，邓萃英乃辞去了北京高师校长职务。9月29日，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李建勋被教育部委任为校长，成为北京高师第三任校长。10月初，邓萃英随外交团从上海出发赴美。而邓萃英虽然不再任校长一职，但他仍继续任北京高师教员数年，并于1922年10月7日，被教育部委任为兼代教育次长。 由上可见，自1915年9月至20世纪20年代初，是邓萃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时期。期间，虽然邓萃英还从事有大量其他教育活动，如1920年7月3日至8日，他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10月1日，作为教育部参事受教育部所派和视学黎惠中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六届年会，就便调查福建教育状况；12月至1921年5月担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为学校的筹备和开办在北京、厦门两地奔波……但是，他最大的心力、付出、感情以及贡献，还是在北京高师任上：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邓萃英积极从事教育理论特别是高师教育理论的探讨，并邀请孟禄来华开展教育调查，推动北京高师的学术研究和新图书馆建设，促成男女同校的实现，力促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成为北京高师历史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二、执掌北京高师的贡献 (一)邀请孟禄来华教育调查 美国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史学家孟禄，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任(院长)，他一生中曾多次来华，是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1913年，孟禄即惠临中国，当时，邓萃英曾代表福建学界在福州欢迎孟禄，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肄业间，邓萃英更是亲炙孟禄。1921年9月5日，应袁希涛、陈宝泉等组织的欧美考察教育团之邀，孟禄趁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之机，至华进行教育调查，以研究中国教育实际问题，至1922年1月。期间，从9月24日开始调查中国教育，到12月14日止，“前后游历九省十八都市和邻近的乡村，参观学校及其他机关二百余处”[3]。孟禄此次是第二次来华，而在邓萃英看来，“于余实第三度受教矣。余爱读博士著作，垂十余年，深叹其魄力之大，眼识之高，非常人所可及”[4]。而邓萃英作为此次孟禄来华的发起者之一，在孟禄在华前夕和在华期间，更积极投身其中。而这，不仅是因为又降英曾得孟禄亲炙，更因为乃当时教育形势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