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0)05-0118-13 当代学者、诗人缪钺在《元好问年谱汇纂》中说： 忆少时读遗山诗，虽不尽悉其身世，然往往悲凉感激，潸然欲泣。及读诸家年谱，参之金元史籍始知遗山之诗，国势人心有可为恸哭流涕者。诗人忧愤，无裨陆沉，其感人者深，而遭逢亦可痛矣!① 读元好问(1190-1257)在金亡前后所撰碑铭墓志，亦有是感。 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夏，元好问几经辗转，终于在50岁时回到了老家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为”，筑“野史亭”，著述其上。他写成的《金源君臣言行录》今不得见，《壬辰杂编》已经佚失，只有《中州集》和大量具有史传性质的碑铭墓志留存下来。②另一位名士刘祁(1203-1250)于金亡后也在家乡筑“归潜”室，所作《归潜志》多为元修《金史》采用。③黍离麦秀之悲、铜驼荆棘之慨，在中国历史上无代无之。但对于“金源遗士”来说，亡国之恨格外沉痛深切，且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心态和思想。金朝作为女真族政权，自世宗、章宗以来，大力提倡中原式政教传统和典章制度，力图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王朝。至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南渡之后，儒家士大夫精英集团颇具规模，学术和文化也发展出自身特点，产生自觉意识。然而，极其不幸的是，正当金朝文化达到鼎盛时，国势却迅速走向衰亡，金朝之灭于蒙古，使百年来发展至鼎盛的文化及其精英集团遭到毁灭性的摧折，这使得身为金朝文化代表人物的元好问、刘祁等人产生了巨大的痛惜惋恨之情，矢志为故国存史写史。他们的“国亡史作”在中国史学史、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将中国文化的历史意识推向新的高峰，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阐发。④ 中国古典史学理论很重视史家在历史撰述中的情感因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于文。”史家面对历史上的得失是非、盛衰消息，不可能无动于衷。相反，只有以饱满深挚的感情写出气韵生动的文字，才能够打动人心，是谓“天下之至文也”，但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⑤然而，倡导“科学历史学”观念的实证主义史学，把史学家的情感当作一种要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加以排除的“主观”因素。不过，自19世纪末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兴起之后，历史认识和表现中的情感因素越来越得到正视，尤其是近年来“情感史”研究的勃兴，也为我们认识和阐发历史书写中的情感与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⑥本文即受到情感史的启发，试图解读元好问碑传文中的情感、思想及其历史意蕴。⑦ 一、“中州文派”与金朝史书写 《金史·元好问传》称：“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铭志尽趋其门。”而元好问之撰写碑铭墓志，有着以碑传存史的自觉意识。⑧把元好问的碑传文、《中州集》以及刘祁的《归潜志》合而观之，会发现一个鲜明的共同的叙事特点，那就是以所谓“中州文派”或曰“中州文脉”作为金朝历史的主线，也就是说，他们笔下的金朝历史，最为重要的内容和价值乃在于“中州文派”的传承延续，其主角乃是北族王朝治下的儒家士大夫文人学者，而尤其偏重于金朝后期即卫绍王、宣宗、哀宗时期的精英士大夫及其生平事迹。⑨这一叙事特点，不但反映于元好问所作碑传文的传主身份，⑩更可以从其写作旨趣和重点上看出来。 金朝末代皇帝哀宗正大五年(1228)八月，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杨云翼病故，时年59岁，时任内乡令(今河南内乡)的元好问应其子之请作《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杨云翼(《金史》卷110有传)，是南渡后倡导科举与文风改革的重要领袖人物，文章与赵秉文齐名，时人称“杨赵”。国家重大诏令册命多出其手，主持贡举三十年，门生半天下，有“儒宗”之称，元好问即为其门下士。元好问在碑文一开头，论述金朝自世宗以来文治完备，学校林立，科举盛行，逐渐培养起金源一代的士大夫阶级，且形成以父兄子弟和师友交游为中心的群体。学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摆脱了科举考试的束缚，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远远超过五代、辽朝，成为继唐宋之后的文化高峰。“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南渡之后，金朝文化达到鼎盛局面，“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足以代表其成就。接着，元好问历数南渡后金朝政治与文化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指出“累叶得人，于兹为盛”。在文末《铭》文中，元好问写道：“山甫吉甫其庶而，鲁无君子焉取斯。”典出《诗经·小雅·六月》和《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金朝南渡，时至末世，却出现了不少像周宣王时仲山甫、尹吉甫那样的贤臣，正是因为文治之盛，人才辈出，涵养既久，必有杨云翼其人。正如孔子所说，鲁国若无贤良，怎么可能出现像子贱这样的君子呢?然而，这些“名卿材大夫”不能匡扶国家，挽回国运，反而全成了殉葬品。时当正大五年，距离金朝亡国仅四五年时间，元好问不禁发出无力回天、徒唤奈何的悲鸣：“如公岂无匡复姿，天废商久实为之。孺子可教犹帝师，惜哉不遭隆准时。东隅之日今崦嵫，顾瞻乔木为齎咨。”金朝如同当年的殷商，为天所废弃，其国运不可挽回，就像东升的太阳如今西落一样。杨云翼这样的人物正是支撑着也是象征着故国的“乔木世臣”，如今只能顾瞻其人，慨叹不已罢了。在元好问的碑传文中，他屡屡为不幸遭逢末世的“名卿材大夫”发出悲叹。乃马真后四年(1245)，元好问为哀宗朝名臣、官至吏部尚书的张正伦撰《神道碑铭》，重点记叙了张正伦曾经建议迁都关中或河中，“系于危急存亡者为甚切”，分封黄河以北九位军帅即所谓“九公封建”，“盖自公发之”。他慨叹：“岂无兴邦之言，天久矣其废商。屹颓波之砥柱，又安得溯横溃而独障?”(11)正大年间的监察御史孙德秀，当国运衰末之时，其他大臣往往以自保为计，他却能始终忠于职守，正色立朝，“言事数十条，蔼然有承平之风”。元好问在为他写的《墓表》中，不禁“念君平生，慨然长嗟”，“天之废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