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西缘疆界是指西夏政权与西域相邻地区的地理范围，学界对其准确的时空界定尚无明确结论，甚至有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由于这一地区是不同政治势力的交界、交涉地带，因此，西夏西缘疆界及相关问题不仅是西夏历史地理研究中需要澄清的疑惑，同时也为敦煌学、西域史研究领域所关注。汉文史籍、民族文献及出土材料中有关西夏西缘疆界及其范围划定的信息极为有限，给问题的讨论带来一定困难，目前只能通过蛛丝马迹的信息来揣测西夏西缘边界的状况。本文拟以敦煌和伊州为讨论的切入点，梳理西夏西缘疆界进退盈缩的状况以及陆上丝绸之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在伊斯兰教东扩的背景下探讨佛教力量在西夏西缘疆界地带的整合，指出其在文化史上意义以及对10-13世纪西北民族关系、地缘政治及文化版图的深刻影响。 一 进退盈缩：诸蕃争雄下的西夏西缘疆界 公元1036年，元昊引兵攻陷瓜州、肃州、沙州，尽有河西之地，为西夏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人对这一事件做如下述评：“元昊自凉州尽有其地，则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①吴广成指出两点：一是占领河西地区是稳固西夏政权的重要基础；二是西夏不仅占据了河西，其势力还染指伊州地区。虽然西夏是否占据过伊州的问题尚需探讨，但清人的这一见识还是值得借鉴。事实上，西夏攻取瓜沙地区业已成为敦煌学上的重要事件，不少学者推测藏经洞的封闭与此有关。当然，西夏势力的西进还引发了有关河西回鹘、归义军等有关问题的讨论，此不赘述。时至今日，学界对西夏占据瓜沙地区的认识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仅就西夏占据敦煌这一事件而言，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西夏在公元1036年攻取瓜沙二州，但这仅仅是短时间军事上的胜利，并未赢得对这一区域的稳固统治，直到11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夏才真正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有效控制。例如王静如先生认为西夏实际控制沙州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1070年左右，在此以前，西夏势力虽然在这一地区有所渗透，但并未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②杨富学等先生认为11世纪60年代末瓜、沙二州相继失陷，也就是说西夏才开始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③李正宇先生也持此说。④冈崎精郎先生认为西夏最早于公元1073年即已有效地统治了敦煌。⑤史苇湘先生则认为元昊时期敦煌地方政权处于羁縻状态。⑥ 第二种观点认为西夏攻取瓜沙二州之后，就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例如刘玉权先生认为西夏于公元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地区191年。⑦吴天墀、⑧李范文、⑨长泽和俊⑩等先生也持有此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西夏实际控制瓜沙的时间比较晚。如钱伯泉先生认为公元1130-1142年间，沙州地区为西夏和沙州回鹘交替控制，而此后则一直为沙州回鹘所居，直到公元1146年西夏才夺回了沙州地区。(11) 出现上述诸说并立的原因有二： 一是文献中明确记载了西夏攻取瓜沙二州，并将之纳入西夏的政区体系之中。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载：“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12)这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公元1037年条下的记述，此时瓜沙二州成为西夏正式政区应无疑义。但问题出现在第二点，就是西夏在公元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后，沙州回鹘的活动频见于史籍，公元1037年、(13)1040年、1041年、1042年，1050年、(14)1052年(15)等时段其依旧向北宋朝贡。这一反常现象是引发学界对西夏控制敦煌这一重大事件提出质疑的重要“导火索”，求证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如李正宇先生在《悄然淹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一文中就列举了十余条西夏尚未有效控制沙州的证据，(16)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梳理诸说，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点，如学者们都承认西夏在公元1036年曾攻取过瓜沙地区的史实；对宋熙宁年间之后西夏在瓜沙地区的统治更为稳固的事实也无太大的争议；同时也都认可西夏政权建立之后回鹘势力在瓜沙地区的存在等。只是在“是谁真正有效控制这块土地”这一焦点问题上相持不下。事实上，如果把考察的区域放得再宽泛一点，会发现此问题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何时有效控制敦煌地区的视角。西夏在公元1036年攻取瓜沙二州后其势力似有退缩现象的同时，出现了西夏势力向西扩张的迹象，甚至有过深入伊州的可能，而这一点往往为学界所忽视。 从汉文史籍的记述看，有关西夏占据伊州的直接记载多出于清人之笔。《西夏书事》卷三六载：“夏国累世开拓，河之内外凡得州郡二十有二……余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伊州。”明载伊州是西夏的一个州。又《西夏书事》同卷载：“畏吾尔居伊州外，见夏国日盛，遣使献方物。”前引《西夏书事》中也有“西控伊西”的表述，这些文字均讲到西夏政权对伊州的控制。就《西夏书事》的几条文献而言，尚不能以第一手资料论处，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和怀疑清人记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至少可以看作是清人对西夏西缘疆界的一种认识。当然，孤证不立，在宋人的史籍中也有这方面蛛丝马迹的信息。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正月辛亥载：“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服从。”文献中的交河显然是指高昌回鹘政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癸巳载：“延州言，元昊遣伪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来纳款。”文献中的伊州刺史显然作为元昊的使臣出使宋朝。伊州刺史虽为宋朝遥领所设，但为何宋朝设立伊州刺史，而无高昌(西州)刺史一职，很值得思考。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一月乙巳载：“兼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西连于阗，作我邻欢，北有大燕，为我强援。”讲的是西夏势力深入到于阗政权的边缘地带，文献并没有提及西夏西缘疆界与伊州为邻的情况。综合宋人和清人的记述，似乎表明西夏在沙瓜二州以西的区域曾有过一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还需注意的是，无论是清人的观点还是宋代的记载，西夏与伊州之间的关联均发生在西夏建国前后，即沙州回鹘向宋朝朝贡的时段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