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2-0127-(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2.014 宋代法律体系极为繁芜，除了普通法之外，还制定有规模宏大的特别法，特别法的数量远远超越普通法。与唐代法律体系相比较，宋代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特别法的发达。我们阅读宋代文献，不能不为宋代特别法的数量所震撼。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曾奏曰：“近据中书、门下后省修成《尚书六曹条贯》，共计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寺监在外；又据编修诸司敕式所，申修到《敕令格式》一千余卷册。虽有官吏强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观而详览。”①司马光所言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尚书六曹条贯》和一千余卷册《敕令格式》，当为诸司特别法之累计，其所言还不包括尚书省之外的各寺、监等特别法以及各地的一路、一州、一县特别法，可见宋代特别法数量之多。反观唐代，除了律令格式外，却很少有大规模修撰特别法的记载，其中差异固然有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更趋多元化的因素所致，但何以差异如此之大，这就有必要深入探讨宋代特别法的形成和发展，重新审视唐代法律体系对宋代的影响。此前，学界已有学者对宋代特别法做了积极的探索。②日本学者川村康提出：“有必要统合海行法与一司法进行综合性的重新考察，在这一考察中，也应当考虑唐式这一细则法典的谱系是如何被继承的。”③川村康所言一司法属特别法，他的这一建设性的提议颇值得我们思考，对于进一步认识宋代法律体系无疑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笔者以前曾就宋代普通法编敕撰写过论文，这里试就宋代特别法的形成及其与唐代法典谱系关系再做一探讨。需要说明的是，特别法所含地方法的形成，日本学者青木敦先生已有清晰的论述，本文从略。 一、宋代特别法源流考 宋代特别法异常丰富，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先生将宋代的特别法归纳为特定地域法、特定官司法和特定事务法三大类，并指出，宋代特别法乃承五代特别法而来。④应该说，滋贺先生对宋代特别法的归纳划分十分准确。然而就宋代特别法之渊源，我们若将视线再放远点，可以发现，宋代特别法的源流是多元的，除了五代特别法之外，还应注意唐代的特别法。本文在滋贺秀三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再做一些补充。 唐式中有特定官司法，《唐六典》云：唐式的三十三篇篇目，“亦以尚书省列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为其篇目”。⑤这些以官司命名的法，所包含的就有特定官司法。例如唐《监门式》：“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声动，即听行。”⑥这是监门府(后改为监门卫)对京城街铺管理秩序的规定，属于特别法。⑦除了唐式，唐格中也有官司法。《唐会要》载：永徽二年制定法律，“遂分格为两部：曹司常务者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散颁格》。《散颁格》下州县，《留司格》本司行用”。⑧唐本司行用的《留司格》，其实就是特定官司法，颁下州县的《散颁格》才是普通法。宋代元祐法典纂修官苏颂曾奏云：“又以法令所载，事非一端，郡、县、省、台，纪纲繁委，前纪所述皆有别书，魏律则尚书、州郡，著令自殊，唐格则留司、散颁，立名亦异。”⑨可见宋人是把唐《留司格》视作与《散颁格》对应的特别法。不过唐格的制定主体与律令是一致的，法律位阶也一样。 唐后期，在修纂普通法格后敕之外，也陆续制定了一些特别法来调整变化了的社会关系。贞元二年(786)唐刑部侍郎韩洄奏云：“刑部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并无为诸司寻检格式之文。比年诸司，每有与夺，悉出检头，下吏得生奸，法直因之轻重。又文明敕，当司格令并书于厅事之壁，此则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刑部独有典章。讹弊日深，事须改正。”⑩其所言“当司格令”“百司皆合自有程式”，说的皆是特定官司之法。 唐后期还制定了《长定格》《循资格》。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中书门下奏：“吏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甲库格式流外铨等司公事，并系《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等格式，前件格文，本朝创立，检制奸滥，伦叙官资，颇谓精详，久同遵守。”(11)后唐向以李唐王朝继承者自居，中书门下奏言“前件格文，本朝创立”，并不是说《长定格》《循资格》为五代后唐创立，而实际上是说创立于李唐王朝。《资治通鉴》载：开元十八年(730)四月，“(裴)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12)裴光庭的上奏获得了玄宗认可。其后，唐统治集团当以皇帝批复的制敕删修而为格，成为吏部的铨选法。关于这一立法成果，唐代陆贽所言可为佐证。陆贽云：“开元中，吏部注拟选人，奏置循资格限，自起居、遗补及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铨综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13)所谓“著在格令，至今不刊”，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循资格》已成为法典的一部分。《长定格》出现于文宗时。唐《文宗会要》载：“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宰相李石奏定《长定格》，吏部请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别置印。”(14)《循资格》《长定格》虽名为“格”，并没有一如唐格那样“以尚书省诸曹为之目”，而是以事项为名。此实乃中唐以降政治制度发生变化后在职官方面的重要反映，是唐在普通法之外因时制宜而创立的适用于官员管理的特别法。 后唐建立后的第二年，即唐长兴二年(931)，明宗诏曰： 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条悉在，无烦改作，各有定规，……倘各司其局，则皆尽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关庶政，互有区分，久不举行，遂至隳紊。宜准旧制，令百司各于其间录出本局公事，巨细一一抄写，不得漏落纤毫，集成卷轴，仍粉壁书在公厅。(15) 诏书说的“准旧制”，当是准唐制，所谓“本局公事”，应是包括了特定官司之法在内。此则例子表明唐特定官司法对五代后唐的影响，换言之，五代后唐直接继承了唐之特别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