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1-0147-09 一 问题的由来 关于宋代社会的性质，从前异口同声：封建社会。虽有分歧，仅限于宋代究竟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还是后期，处于停滞阶段还是进一步发展时期。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说始终持否定态度。20世纪50年代，他接连发表《中国社会演变》《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两文，一再强调：“西方封建是一个社会形态，而中国封建(当指‘分土建邦’)则是一个政治制度”，且仅存在于“秦以前”①。钱老的这一观点1980年代以后被大多数学者采纳，于是从前不成问题的问题陡然复杂起来，形成论者甚多、新说迭出的局面。宁可先生认为，旧说“封建社会”具有“综合性”，各种新说仅仅揭示了社会某一方面的特质②，均具有片面性。 宋代社会面相多重，研究者视角各异，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有称宋代社会为科举社会者。因为宋代社会生活的不少方面呈现出平民化趋势，亦有赞同钱穆先生之说，称宋代社会为平民社会者。早在198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上述两种新说提出不同意见：“如果认为科举可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那是毫无根据的。更何况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平民’阶级。”③当今在各种新说中较为流行的当推宋代富民社会论，论者将唐宋社会变革阐释为从豪民社会到富民社会的转型。按照我的理解，豪民与富民大抵相当于前辈史家所说的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此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之所以不甚认同，其主要缘故之一在于：论者称富民为宋代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贫民是什么力量呢?论者无正面回答，姑且代为设想，如视贫民为拖累乃至阻滞力量无疑断断不可，即使称为次要力量也显然欠妥。中坚力量系褒义词，可否改为中性词如支配力量或主导阶层。可是问题又接踵而来：在威权至上的传统社会，富民并非富贵合一的“双肩挑”，他们富而不贵、有钱无权，岂能支配、主导社会?④ 谁是宋代社会的主导阶层或支配力量?周扬波博士《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一书有解答。何忠礼教授在《序》中将“规模空前的士绅阶层”视为宋代民间社会的“主导阶层”⑤，周扬波博士在引言中直称宋代社会为“士绅社会”⑥。稍后，周扬波博士《从士族到绅族——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一书⑦以吴兴沈氏为实例，揭示唐宋社会变革。宋代士绅社会论现今在学界反响似乎甚微，本人大体认同，认为与从豪民到富民相比，从士族到绅族这一表述较为合理。我在学习既有研究成果之后，有一些不成熟的浅见，写在下面以表呼应之意，并请益于同仁。 二 科举取士扩展的产物 注重探究历代社会演变的钱穆先生认为，秦代以后西周式封建贵族大体消逝，但变相贵族仍然存在。他将门阀土族称为“书生贵族”，认为：“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⑧而士绅则是另一类“书生贵族”。门阀士族等级的形成与察举制度关系极大，士绅阶层的兴起原因何在?如以科举取士制度的产物作答，稍嫌笼统，或可添加“扩展”二字。宋代科举制度的推进体现在规程完善与规模扩展两个方面。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前者基本无关，关键在于规模扩展。 宋代科举规模之大，远非唐代可比。对读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与《宋登科记总目》可知，宋代科举取士人数若干倍于唐代。唐代初期录取进士人数极少，高宗以后每年通常不过二三十人，最多一年是开元元年(713)，录取进士仅71人。北宋初年录取进士人数较少，太宗以后每次录取往往达到数百人，总趋势是增多，最多一次是南宋宝庆二年(1226)，录取进士987人。科举取士扩展，促成宋代官员队伍膨胀。据《文献通考·职官考一·官数》记载，唐开元初年，官员法定总额为18805人；宋仁宗以后，官员人数超过2万，此后越来越多。见于记载的北宋官员，最多人数为3.4万余名；南宋官员最多人数为4.3万余名。⑨宋代“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⑩，人们心向往之，趋之若鹜。淳化三年(992)，录取进士353人，参加考试的贡士“凡万七千三百人”，“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11)熙宁元年(1068)，尚书左丞蒲宗孟上书谈论科举考试：“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12)可见科场竞争异常激烈，进士不第者数十百倍于进士中第者。“规模空前的士绅阶层”主要由科举中第者与不第者构成。在宋代，下面两大类人，尤其值得重视。 一类是致仕与待阙官员。自居易诗云：“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13)所谓致仕即退休，宋代基本遵循这一古制。赵宋政权延续时间越长，退休官员越多。他们告老还乡后，余威尚存，影响仍大。费孝通先生《论绅士》一文指出：“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内有人。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14)待阙官员的情况与退休官员有相似之处。所谓“阙”，与“缺”同义，也可作“缺”。待阙是等待腾出官位、补缺继任的意思。《群书考索》续集《宋朝官制》称：“方今入仕之路广，得仕之员狭。”(15)赵宋开国初年，录取进士较少，官位空缺较多，吏多阙少的矛盾不大。南宋周煇听前辈讲：“承平时，州县多阙官。得替还乡，未及息肩，已竭蹷入京，授见次即趣赴上。一季、半年，已为远阙。”他感叹道：“与今异矣。”(16)北宋仁宗以后，矛盾越来越尖锐。北宋中后期的情况是：“吏多而阙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17)官员待阙时间，少者“一年半”，多者“或至三四年者”(18)。到南宋理宗时，“仕进之途愈狭”，有的官职“六七人共守一阙”，待阙时间长达“十二年以上”(19)。可见，宋代社会上待阙官员之多。与退休官员相比，待阙官员的优势在于年龄，其中不乏年富力强者。“七十而致仕”者难免力不从心。因致仕、待阙以及丁忧、责贬等缘故，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20)。士绅阶层正是以这些“退闲”官员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