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学研究中，叙述可靠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从修辞叙事学或认知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但二者的分析由于立足点不同，很难调和。①如果撇开修辞角度或认知角度的纠缠，从文学效果的角度来看叙述可靠性，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涉及文学真实性的问题。只不过，叙述可靠性针对叙事文学而言，它直接关涉的是叙事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在《小说修辞学》中论述叙述者“距离的变化”时，布斯提到了叙述可靠性问题：“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布斯，《小说修辞学》178)布斯的结论，是在反对现代小说讲究展示和客观性的四个“普遍规律”的基础之上得出的，这意味着，即使是强调展示和客观性的现代小说，不仅无法忽视叙述者的声音，也无法忽视隐含作者的存在，“所有的作者直接叙述也好，间接言说也罢，都是以隐含的形式登场，作为‘处于一切小说体验之中心’的读者的对话伙伴”(布斯，《修辞的复兴》8)。叙述者声音是否可靠，主要看它和隐含作者的意图是否一致，二者一致则为叙述可靠，二者不一致则为叙述不可靠。这看似一个叙事研究的技术问题，但考虑到布斯的研究背景，不难发现技术问题背后还涉及文学观念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是新批评的天下，新批评重视文本的技术分析，对文本背后的意义相对忽视，布斯对此有所警觉，他重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修辞学传统，采取权宜之计。一方面，修辞讲究修辞格，这与新批评重视的文本“细读”相契合；另一方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45)，修辞的最终目的是劝别人相信自己说的话，修辞讲究“劝说”效果。从修辞的“劝说”效果出发，柏拉图认为诗人通过修辞将某个事物吹得天花乱坠，用修辞来蛊惑人心，修辞使某个事物听起来像真的一样，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还应该展示一种劝说的威力，从而将修辞学上升到一种伦理的高度，成为“古希腊第一门知识学科”(《修辞的复兴》4)。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表面上观点对立的背后，都意识到修辞的伦理功能。在布斯那里，他显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观点，并将修辞的伦理力量发挥到极致：“修辞学是发掘正当信仰并在共同话语中改善这些信仰的艺术。”(5)这样看来，布斯从修辞学的角度提出叙述可靠性问题，最终是为其文学的伦理之维服务的。他的“叙述可靠性”是作为“小说中作者的声音”出现的，“作者的声音”是小说和读者交流的重要基础，“小说只有作为某种可以交流的东西才得以存在”，交流的最终目的是让小说中“高人一等的道德”产生影响(《小说修辞学》436-41)。而文学的伦理维度，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就与文学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诗学》主张：“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25)诗人通过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让诗比历史更有“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是因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其“可然律或必然律”，所以是“可信的”(45)，而历史上某些“已发生的事不合乎可然律，是不可能的事”(47)，因而是不可信的，换言之，诗比历史更真实。布斯始终强调文学的伦理力量，也是基于文学真实性基础上的伦理力量。 但布斯对文学真实性的用心被其表面的叙述可靠性所掩盖，加上后来的叙事学研究过于关注文本，让叙述可靠性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叙事学问题，似乎和叙事文学的真实性没有关系。无论是对叙述可靠性的修辞学阐释还是对叙述可靠性的认知性解读，都将焦点放在“可靠性”上。但“可靠性”归根结底又与“真实性”不无关系。从修辞学阐释看，无论布斯还是费伦，都强调隐含作者的作用，至于叙述是否可靠，是修辞策略的结果。所谓可靠不可靠，就是说叙述者的叙述是否能让人相信它是“真的”，从而接受它，叙述可靠性由此成为与文学真实性密切相关的一种手段。布斯的观点很明确：当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一致时，叙述可靠，反之则不可靠。布斯不像后来的诸多叙事学者用心于不可靠叙述，而是对可靠叙述和不可靠叙述一视同仁。如果说，布斯对不可靠叙述的讨论引发了叙事学中一个长久被关注的话题，他对可靠叙述的关注则体现出他对文学伦理价值和文学真实性传统的继承。布斯始终关注文学的修辞及其伦理功能，它们也是保障文学真实性的条件。要增强文学真实性，叙述可靠性显然是一个重要途径。《小说修辞学》第七章专谈“可靠议论”，列举了提供事实、塑造信念等可靠叙述的方法，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也多次提及“可靠叙述者”的具体表现，这和布斯反对“客观作者”的宗旨一致，他认为隐含作者总是会通过叙述者来表达他的意图，叙述者要想传达隐含作者的意图，简便的做法就是和隐含作者保持一致，通过可靠叙述，隐含作者的意图得以传达，文学真实性在叙述层面就可以获得基本保障。或许由于叙述者和作者的“一致”比较直白，可靠叙述没有多少深入挖掘的空间，文学真实性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布斯以后的叙事学家讨论得最多的是不可靠叙述。作为布斯的学生，詹姆斯·费伦基本上继承了老师的叙述可靠性的修辞学观点，但有所发展。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叙述者和叙述内容的关系入手，将布斯对不可靠叙述的分析从两个维度(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推进到三个维度(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其二，从叙述者和隐含读者的关系入手，将不可靠性分为“疏远型不可靠”和“契约型不可靠”；其三，对叙述可靠性的谱段分析。就第一个方面看，无论是布斯已经关注的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还是费伦后来明确的知识/感知轴，都强调了叙述者由于错误或不充分导致的不可靠[“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解读，不充分评价”(赫尔曼主编 42)]，这些不可靠叙述让作品的真实性打了折扣。就第二个方面看，不可靠叙述既可以疏远读者和叙述者的距离，让读者觉得叙述不可靠，也可以拉近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让读者觉得叙述可靠；同样是不可靠叙述，却可以造成不同的真实性感觉，这是费伦对叙述可靠性的新发现。第三个方面是从人物叙述产生的情感和伦理效果出发，在“疏远到亲近之间的一个谱段上”，从左到右，亲近感逐渐增强，依次有六个段位：错误/不充分报道、错误/不充分评价、错误/不充分阐释、受限制的叙述、交汇叙述、面具叙述，左边三个是不可靠叙述，右边三个是可靠叙述(费伦，“可靠、不可靠”87-92)，暗含的意思是，随着亲近感的增强，叙述带来的真实性也随之增强。这也意味着，布斯所说的可靠与不可靠，在费伦这里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随着叙事进程发生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