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592/j.cnki.scje.31 JEL分类号：N75，O12，O53 中图分类号：F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20)02-073-15 一、前言 近代中国缘何落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知识精英都在追寻答案，从而也衍生出许多相关议题，如探求宋以后科学缘何落后的“李约瑟之谜”、探求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探求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等等，迄今已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大致有归因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布罗代尔，2002；迈克尔·曼，2007)，或者强调某一或某几种特殊因素，如产权制度(诺斯，1999)、意识形态(马克斯·韦伯，1995)、中国的官僚制度(费孝通，1998；王亚南，2010)、科举与文官制度(林毅夫，1995)、文化传统(钱穆，2001；费正清，2001)等等。 最新的解释来自加州学派所提出的“大分流”理论：中西之间在19世纪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中国甚至更胜一筹)，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仅仅是因为煤炭产地的位置与海外殖民地两个偶然因素，明清中国则一方面缺乏这两个条件，一方面其不亚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增长模式为斯密型经济成长，所依赖的是传统的、以农村为主的机制和技术，而导致工业革命的近代经济是一种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成长(即库兹涅兹型经济成长)(彭慕兰，2004；李伯重，2010b)。这一理论与20世纪末期兴起的打破国家界限的全球史思潮密切相关，其强调经济、技术、生态等方面的重要性而弱化国家的作用，①在学界引起一股“大分流”的争论热潮，在使得明清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越来越成为共识的同时，也促使一些学者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如赵鼎新(2014，2015)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一个对资本主义友好的国家提供法律、秩序、和平以及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所需要的其他公共服务，这就需要这个国家的经济行动者成为拥有政治权力、军事手段的主要精英集团，国家行动者则由于经济利益有兴趣与经济行动者结盟，同时，以私利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成为整个社会的正面价值观，而西欧在资产阶级兴起及宗教改革后理性思维兴起后，具备了这些条件，中国则不具备这些条件而无法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皮尔·弗里斯(2018)认为国家在中英两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具有重大差异，明清中国正是由于国家能力的羸弱，从而与英国渐行渐远，最终形成所谓的“大分流”。②需要指出的是，皮氏并不否认明清中国由“斯密动力”推动的不亚于西方的市场经济，那么这一解释在如下问题上无法做到逻辑自洽：为何国家能力薄弱的明清政府仍能推动斯密型经济成长? 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面临着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市场主体缺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主体缺乏交易意识和竞争经验；二是缺乏规模化的产业部门，导致资本积累缓慢；三是公共部门发育不足，政府设立的公共部门仅能勉强满足基本的国家行政管理职能，难以提供催生市场成长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因此，在传统经济的母体内，市场的自然发育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演化过程。而要加速市场发育和成长(即市场孵化)，国家的角色极为关键，因为国家具有引导交易规则变化和培育公共部门的主导权，拥有动员社会资本并集中到某些产业部门的优势。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初期这段时间内，亦发生了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至1500年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市场网络，此时，国家开始全面介入市场孵化，英国进入一个长达250年的重商主义时代，在此时期，无论是在日常经济、国内产业还是海外贸易，均活跃着国家的身影，直到市场孵化成功后，才从全面管制逐渐过渡到取消管制(李新宽，2013)。 国家需要对弱小的市场进行逐步精心培育，扮演市场孵化器的角色，帮助市场发育成长壮大，因此，国家是否有能力履行这一职能，成功孵化市场，成为问题的关键。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将其愿景、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就是国家能力(王绍光、胡鞍钢，1993；王绍光，2014)。③而要实现市场孵化的目标，国家除了需要提供足够的公共品，还需要实施各类发展政策并保证其实施效果，因此，除了发展国家财政能力与法治能力外，还必须发展国家学习能力，以保证国家能够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学习、动态纠错(万陆、赵细康，2019)，这三种能力是国家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支撑的基础性能力。所谓学习能力，是将国家看成一个特殊的学习型组织，从历史、现实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学习知识，不断完善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掌握驾驭现实世界，从而影响未来的能力，是国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可分为“向外学”和“干中学”，本质上都是一个制度建设层面的探索试错和纠错改错的过程。财政能力是指国家从国民经济活动中汲取收入，从而维持政府运转，为政府从事各项活动提供必需财务保障的能力，是国家孵化和维持市场有效运营的物质基础。而法治能力是指国家以法治思维为基础，运用法治方式认识、处理、决策相关事务的能力，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市场经济需要国家法治能力实施产权保护和合约履行，可以视为国家强制能力的一种具体表现。法治能力规范的不仅仅是市场上的企业行为，同时也规范了政府行为，避免政府滥用手中权力(唐世平，2003；王礼鑫，2013；Mauricio Cárdenas，2010；Timothy Besley and Torsten Persson，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