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19)04-0080-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和资料，不仅刷新了旧有的领域，而且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采用了不少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有关这一切的具体成果数量巨大，且在学界发表的各种综述性文章中已多有涉及，本文不再另行列举。但是关于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主要路径，则尚少有学者论述，本文略谈一些看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其发展路径是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也与推进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相关，主要有下述五条路径。 一、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研究路径 改革开放是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开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路径的创新也是从思想解放和服务开放起步的。当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初期，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首先出现的热点是洋务运动史研究，在1980-1994年间，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牵头的有关这一专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连续举行了七次；全国发表论文1000篇以上，出版专著约50部，①以洋务企业为中心，对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和意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新解。相对于此前认为洋务运动只是清朝统治者卖国、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洋务企业是买办性、封建性企业，并阻碍民族(私人)资本企业发展的观点，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洋务企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中民用企业的资本主义属性更为明显。因此，洋务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同时由此发生，洋务运动具有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和意义。② 在讨论洋务运动的同时，有学者从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出发，讨论资本主义与近代中国发展的问题，其用意之一是力图推进洋务运动史研究，从资本主义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角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1980年，李时岳发文提出，要重视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它们都有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作用，“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洋务运动则是这一脉络的转折点，它“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③接着在1984年李时岳继续发文进一步阐述洋务运动的这一历史作用，并提高到“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的高度，认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趋向，一个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这是向下沉沦的趋向，其标志是帝国主义侵华；另一个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这是向上发展的趋向，其标志是上述的洋务运动等三大事件；并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的作用。因此，从近代中国发展趋向上来说，应该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主要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④ 李时岳的文章立即引起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热潮，当年就有苑书义、谢本书、丁焕章、章开沅、张海鹏、张耀美先后发文参与讨论，既有赞同也有反对。⑤这一讨论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到1986年开始扩大起来，是年汪敬虞针对李时岳的上述两篇文章发文进行商榷，认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非常微弱”，李时岳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给近代中国社会定性，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史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⑥由此，对洋务运动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作用问题的讨论，开始延伸到如何看待整个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李时岳在1988年回应了汪敬虞，坚持自己的原有观点，指出：所谓“半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指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⑦汪敬虞随即再作出回应，除了继续强调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非常微弱”之外，而且提出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命题。他认为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优势和统治地位；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未老先衰。所谓先天不足是指它的发生不是中国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直接发展，缺乏根基；所谓后天失调是指它的发展中承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所谓未老先衰是指它有所发展又不能顺利和充分地发展，处于发展与不发展之间，而主流是不发展。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和不发展，是贯串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或者说基本线索。⑧汪敬虞接着又提出发展和不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并对不发展的表现做出两点补充，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点与面的不协调；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⑨ 汪敬虞的这一观点提出后，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不少学者撰文参加讨论。有些学者赞同或基本赞同汪敬虞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是衡量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最主要的成分，但亦与其他经济成分相关，否则就不能全面评估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汪的观点只限于民族资本主义的研究，没有涉及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外国资本，以及中共革命根据地经济。⑩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或质疑的态度，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还是有所发展的，是近代经济发展的总趋向，所谓“发展与不发展”实际上是旧有的“沉沦观”的一种新形式；中心线索不宜归结到不发展上去，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能仅限于民族(私人)资本，而应包括其他一切资本，这样才能给人以全面的感觉；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是“发展”，以“缓慢发展”的提法为宜；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制约因素不能仅限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还应该包括传统经济成分和国内因素；虽然近代经济发展的主线是资本主义，但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则是其主体，主线不能脱离主体，主线更需要改造主体，因此需要扩大经济史研究的范围，加强对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业的研究，否则就谈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也很难更全面、深入地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