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9 在台湾当代光怪陆离的思想文化光谱中，“本土论”或“本土化”无疑是一抹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色调。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浮现在相关的思想论争之中，中经“解严”以后台湾社会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激荡，原本局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本土”论述，终于汇成为1990年代以后的“本土化”思潮，同时还因为其所谓的“政治正确”而成为台湾朝野竞相引述的“主流”话语。①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选举政治的操控之下，“本土化”可谓移步换景，从而演变成为不同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操弄的意识形态工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土化”不仅贯穿于近30年来台湾思想演进的全程，而且还深深地嵌入到台湾的政治、社会、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在“本土化”“台湾化”和“反中国化”“去中国化”的层层推进中，台湾当代的思想文化进路，视野日趋狭窄，格局越发逼仄，并成为台湾当下治理失据、社会撕裂、乱象丛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本文旨在通过对台湾“本土化”思潮演进的梳理，以揭示台湾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迷思”及诸多社会乱象的产生之由。 从“乡土”到“本土”：“台湾意识”论幽灵的浮现 在由钓鱼岛事件而开其端绪的一系列外交挫败的强烈刺激下，从1970年代初开始，以“回归”为主轴的思想文化大潮在台湾蔚然兴起。在从“引颈西望”到“反转来看自身”的思想大回旋中，台湾的思想演进与人文建设的总体路径，开始走出1960年代以来的“西化”和“美(国)化”困局，沿着“关怀现实”与“回归传统”的两个面向不断迈进。197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学，正是以“书写现实”与“书写传统(乡土)”为主线，把“关怀现实”与“回归传统”的两大主题，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②以乡土文学为表征的“乡土意识”的兴起与发展，是当时台湾思想文化领域“回归”大潮中的一环。这种“回归”，其最直接、最核心的指向，就是要“回归”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从而让严重“西化”和“美(国)化”而不断萎缩的文化传统接上民族的源头活水。正因为如此，“乡土文学”或“乡土意识”中的所谓“乡土”，其实就是中国这个“大乡土”。尽管在稍后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有人主张要以“台湾意识”为出发点，要站在“台湾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③，但是，这时的“乡土意识”或“台湾意识”，也还是“中国意识”之下的一种“地方意识”，至少是“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共存。④这种“共存”当然蕴含着紧张，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氛围和话语背景下，两者间的张力还没有达到临界的状态。直到1980年代初，两者间的张力才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而突破了临界点。早先统一在“中华民族”或“大中国”范畴里的所谓“乡土”，转而被一种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本土”所取代，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与“中国意识”相背离的“台湾意识”，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蔓延开来。 1970年代以降的台湾所面对的，一方面是整个国际局势的急转直下，另一方面则是其社会内部的急剧变革与转型。伴随着1960年代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到了70、80年代之交，台湾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的工业社会。⑤新出现的、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一股全新的政治力量。他们以其多元的价值观念和民主追求，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日益发展的城市化，则又从社会组织的层面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的分散状态，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群体性的反对运动，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故而，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原先就已存在的被统称为“党外”的异议政治势力，在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样态。与此前异议势力主要立足于体制内的革新等相对温和的诉求不同，到了70、80年代之交，随着台湾社会的全面转型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党外为核心的政治反对运动，呈现出越发激进的态势。1979年，台美正式“断交”，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动摇。⑥恰在此时，代表异议政治势力的党外，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组织化和政党化趋势。这年6月，党外继《台湾政论》之后，又创办了《八十年代》。在该刊的创刊号中，党外已发出全面的社会动员：“我们深信，这是一个集体参与的时代，是一个群众智慧的时代……我们必须觉悟到，只有透过参与才能把许多个人对权利和机会的主张，融合成整体的权利和机会的主张。”⑦左一声“集体参与”，右一声“群众智慧”，党外在完成初步的组织建制和大规模群体性反对运动的集结之后，即将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发起全面的、实质性的挑战。 差不多与《八十年代》创刊同时，党外又联合成立“美丽岛杂志社”，发行《美丽岛》杂志。这份杂志的支持者，几乎囊括当时台湾岛内所有重要的异议人士，因而成了党外势力的大集结。按杂志社总经理施明德的说法，发行该杂志就是“为了组织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⑧分布在全岛的十多个“服务处”，则发挥着“地方党部”的功能。党外力量的这种集结与组织化方式，包括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国民党此前一直没有碰到过的。更为重要的是，该杂志从创刊伊始，就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黄信介在其撰写的发刊词中就宣称：“三十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话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扼杀了我们的政治生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彻底从禁忌、神话中解脱出来，深入、广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有待于一个新生代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⑨这种公开而又强烈的挑战，自然会引起国民党的高度警惕。这年12月10日，恰逢“世界人权日”。杂志社在高雄举办集会，借人权问题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驱离，造成严重的警民冲突。这便是震惊台岛内外的“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