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与学理批判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孔立(1930- ),男,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05)。

原文出处:
闽台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一些“独派”学者开始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考察当时“书写民族历史”的三位学者对台湾历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观点,发现他们是以“台湾民族主义”叙事来篡改台湾历史、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建构“台独史观”;其目的是建立“台湾民族主义”,摒弃中华民族主义,妄图“摆脱中国”,为“台独分裂主义”制造舆论。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可以揭示“独派”学者的错误观点和政治目的,而且有助于与以后的“民族历史书写”相比较,看出参与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独派”学者在公权力介入之后如何变本加厉地“去中国化”和“摒弃中华民族主义”,以及对台湾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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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175(2020)01-0002-12

       根据台湾学者萧阿勤的研究,“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影响下,由“支持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其具有“企图将台湾文化‘去中国化’之后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质”。[1]“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主要关注“确立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缔造民族语言”“书写民族历史”这三个领域。[2]4本文之所以主要选定20世纪80年代“书写民族历史”的三位学者郑钦仁、张炎宪、陈芳明,是因为根据萧阿勤的研究,“1983年9月,郑钦仁在《台湾文艺》发表的《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一文,是当时清楚解释‘台湾史观’的先驱”[2]305;而张炎宪与陈芳明则是“台湾史观”的主要提倡人物。[2]304本文针对三位学者在“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建构的“台湾史观”以及对台湾历史的叙事,探讨他们的“民族历史书写”对台湾历史究竟提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对建构“台湾民族”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采取怎样的态度?企图改变哪些既有的历史记忆和建构哪些新的历史记忆?究竟什么是“民族历史书写”的“政治化性质”,其政治目的是什么,对台湾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用“台湾民族主义”叙事篡改台湾历史

       (一)企图由“外来政权论”推导出“台湾民族论”

       郑钦仁、张炎宪和陈芳明三位学者,继承史明的“外来政权论”和“殖民统治论”,即“台湾从始至今,都在几个不同的‘外来征服者’调兵换将似的轮流殖民统治之下。”[3]陈芳明认为:“台湾社会是经过将近四百年的殖民剥削过程而构成的。在漫长的历史里,汉人移民与不同的外来统治者,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对抗关系。”[4]42他又说:“从世界史的观点来考察,就很清楚显示出台湾社会的殖民地性格。掌握了这个性格,才能够理解台湾人民在荷兰、郑氏、清朝、日本、战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为什么会持续不断进行抗争运动的原因。如果只是在台湾地区与中国之间拉扯关系,都躲不过被统治者的政策所指导。”[4]225这种观点后来被他们反复强调,例如“没有一个统治者是台湾本地产生的,全部都是外来的,这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特色”“这三四百年,统治台湾的统治者,是差不多清一色都是外来的政权”。[5]

       张炎宪也说:“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分占台湾南北,建立其东亚贸易的据点。台湾因之浮现世界舞台,步入历史时期,台湾并非中国固有的领土,由此可得证明。”[6]7“台湾,自从有历史记载之后,都由外来政权统治,这种情形造成一个结果:不管是哪个梯次来到台湾的人;不管是南岛语系或是汉语系的人,都需面对统治者,不管是抗争或是理想的追求,台湾人都有自己的、不同于统治者的想法。”[7]283“有历史记载的荷兰时代、西班牙时代、郑家三代、清国时代、日本时代、中华民国,都连续不断地统治过台湾,这些政权统治台湾,都不是台湾当地人民所同意,或推举的政权。”[5]

       显然,他们再三提出这些说法,就是为了强调台湾并非中国固有领土;对台湾来说,中国是“外来政权”。这是一个要害所在,它涉及台湾人民的认同问题。“认同”问题实际上是“身份”问题,就是要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既然中国是“外来政权”,那么对台湾人来说,中国人是属于非台湾人的“他群”,是与台湾人不同的“他者”,而不是自己人。台湾人民既有的历史记忆是“我是中国人”,而他们要建构的新的历史记忆则是“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从而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台湾与中国分割开来。所谓“台湾民族论”就是由“外来政权论”推导出来的。

       (二)企图用“海洋文化”鼓吹“台湾民族论”

       为了要把中国大陆与台湾分割开来,三位学者极力寻找大陆与台湾的不同,于是就有人提出台湾面临海洋,而大陆只处在“内陆”,企图把中国大陆说成是与海洋毫无关系的。郑钦仁强调“海洋文化”“海洋社会”“海洋国家”是台湾历史的特色,他认为“台湾是一个海洋型的地域和国家,至少目前实际的情形是如此!但隔着台湾海峡,与大陆对峙。因为是海洋型的国家,所以是自由、开放、进取的,也因为具有如此条件,所以在大陆动乱时期配合着东方和西方人之同时进入‘海洋时代’,开始容纳中国大陆移民。”[8]133同时,郑钦仁还认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远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米、蔗糖、茶等已经成为大宗的国际商品。台湾的发展,从历史到现在都是向国际上发展,只有清朝早期占领台湾,以及国民党政府占有台湾之一九七○年代以前,用锁国政策钳制台湾对外发展,致使今日的国民意识仍旧为内陆型国家的概念所盘踞。”[9]11-12陈芳明则强调要有建立海洋文化的信心,“在整个历史的前进道路上,台湾先人一向就是一方面建立自主的本土文化,一方面敞开心胸去接受外来文化。正因为本土文化里消化并糅杂了外来文化,所以今日才会有如此繁茂、丰饶的台湾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要做的,也就是抛弃国民党携来锁国的、落伍的心态,向浩瀚的大海敞开我们的胸怀,从而建立海洋文化的信心,并重新缔造一个没有畏惧的文化传统。”[4]14后来张炎宪也强调:“台湾是个岛屿,四面环海,浩瀚的海洋孕育出特有的海洋文化,也带来经贸发展奇迹。”[10]

       显然,上述诸论的目的在于说明台湾是“海洋型国家”,而中国大陆则是“内陆型国家”,二者是不同的;进而说明台湾人是“大海之子”,而不是“炎黄子孙”。“海洋文化”成为“台湾民族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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