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0)04-0169-07 生态整体审美问题①是生态美学研究中无可规避的一个理论难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受人类生命本体的感知阈限和认知局限的制约，我们在生物圈的统一性(生态整体)面前无异于一个盲人，任何企图通过常规途径感知或认知生态整体的行为也都无异于瞎子摸象。生态整体审美问题更是生态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命题，离开了对生态整体的生命特征及其沟通规则的洞悉，生态美学的一切研究都无异于隔靴搔痒，生态美学也就失去了立论之本。格里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作为20世纪唯一一位充分论证了整体主义科学的伟大理论家，将“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理论成果引入生态学研究，并借助美学与生态学的互补性所提出的递归认识论(recursive epistemology)，②为生态整体审美问题觅得了解决之道。贝特森晚年提出的创建生态美学的伟大理论构想，则是以递归认识论思考生态整体审美问题的直接结果。 正是为了以递归认识论应对生态整体审美问题，贝特森创建了他的“掠视界面”模型。该模型作为一种贯彻了递归认识论的生态整体审美模型，源于贝特森对如何达成生态整体审美的如下两步思考：一是对“界面”模式的思考：贝特森认为，只有通过认识感知和认知之间的“界面”模式，并遵循这些模式直至提出问题，才能接近生态整体的真理，而且，“界面”模式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问题的答案；二是对研究方法的思考：贝特森认为，应该创建一种方法，借以超越仅仅在主体和客体、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获得递归模式的常规思维，该方法一则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一种将体验纳入对于递归的“思考”的模式，二则能够帮助我们识别递归世界里的疾病，并将疾病与健康区分开来。[1](P.233) 也正是基于这两步思索，贝特森首先设定了“界面”作为“接近生态整体的真理”的交汇点，在此基础上，找到了从盲人的感知模式中习得的“掠视”方法来获得递归式体验，继而，为了使“掠视”方法能从健康中分辨出疾病，创造性地提出了无意识与意识共同作用的“双重视象”，最终创建了其“掠视界面”模型。本文围绕“掠视界面”模型的三个关键词——界面、掠视和双重视象展开论证，从“界面”的设定、到“掠视”作为审美感知模式、再到“双重视象”的深层审美机制，层层深入地论证了以“差异”为指征，由有限的部分来洞见无限的整体的审美感知过程。生态整体审美过程围绕递归认识论展开，以审美的关联模式为核心进行。 一、界面(interface) 贝特森对“界面”模式的创建，首先是为了通过“界面”模式将自然形式“化整为零”，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接近生态整体的真理”的问题。自然形式是贝特森对生物圈的统一性(亦即生态整体)进行审美关照的逻辑起点。贝特森以“神圣”作为隐喻来定义自然形式的统一性，为我们预设了自然形式的最大的格式塔，亦即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自然形式。人类生命本体的感知的阈限性和认知的局限性，决定了自然形式之“神圣”的表面在视觉上的无可穷尽性，这也就必然意味着，从正常意义上对于生态整体审美的不可能性。于是，我们所面临的生态整体审美的理论难题，也就转化成了如何克服自然形式的视觉无边际性的理论难题。贝特森应对生态整体审美问题的关键之匙——“界面”的设定，究其实质，正是为了将生态系统之无边际的自然形式“化整为零”，转化成人类感知阈限范围内的有边际可寻的自然形式的子系统(部分)，进而由可感知的、有限的部分转化成无限的生态整体，使生态整体审美成为可能。 贝特森将自然形式“化整为零”的理论根据，源自于荣格的“物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creatura)。荣格的“物的理论”(creatural theory)中对于“物”(creatura)这一心理学术语的设定，为贝特森思考其面向生态整体审美的递归认识论打开了第一道裂缝。荣格在其著作《七次布道》中阐述了“道”(Pleroma)与“物”这两个主要的心理学维度：“道”是“空”或“满”，表征了永恒和无限，它使所有对立的特质(诸如：好与坏，美与丑)都相互抵消，从而无从分辨；与之相反，“物”则居于具体的时空中，因其区分性(distinctiveness)而呈现出好与坏、美与丑等对立的特质，故而区分性构成“物”的基础。贝特森在应邀为荣格的《七次布道》撰写的综述中，对“道”与“物”的阐释如下：一、遵循荣格将“道”定义为“空”或“满”的路径，“道”被视作无从区分的“无生命的世界”——一个完全无从言说或思考的同质性的领域；我们无法直接获悉“道”的秩序，只有通过沟通过程才能对“道”进行区分，沟通语境的建立构成理解“道”的核心。二、“物”则被视作“可阐释的世界”——一个可以通过差异、区分和信息来描绘的领域；当我们谈及一个事物，首先意味着通过某种区分使“物”从背景中凸显出来。 据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把“道”与“物”作为格式塔的两极，那么，“物”就是以“道”为底(ground)的图(figure)，而且是“自我言说”的图，这就很容易陷入二元论的窠臼。为了避免陷入“道”(底)与“物”(图)的二元论，荣格在其《七次布道》中提出了“道、物和阿布雷克斯”的三元论，他预设了诺斯替教派的上帝形象——阿布雷克斯(Abraxas)的存在，将其视作居于“道”与“物”之上的第三种立场(third position)，“道”与“物”被作为对立面统合于其中。荣格的三元论得到了贝特森的充分肯定，贝特森在《七次布道》的综述中指出，相较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荣格的三元论是走向适合生命形式的认识论的关键一步。正因如此，贝特森借鉴了荣格的“道、物和阿布雷克斯”来建构其递归认识论：阿布雷克斯的形象被进一步自然化，用来隐喻生物圈的统一体(biological unity)这一可想象的最大的格式塔，成为递归认识论的一个预设的根本前提；“道”与“物”及其底图关系，则成为将自然形式“化整为零”，进而对生态整体的生命秩序进行阐释的两个关键术语。[1](P.9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