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东方落实下来，落实为韩国古代文人思想之特殊性、精神特质的来源，是作为“半岛”的东方。“半岛”不是孤立的岛屿，它与大陆相连；“半岛”同样不是成片的大陆，而是大陆“伸出”的部分。事实上，“半岛”是一种极为模糊，极为矛盾，极为复杂的地缘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模糊、矛盾、复杂的地缘现象最终塑造出了韩国古代文人思想的坚强与脆弱，倔犟与犹豫，单纯与隐晦，成熟与创伤。 韩国古代文化为什么一定要模仿、学习、靠近中国文化？不模仿、不学习、不靠近，可以吗？可以，但无望。这就像一个人舟行海上，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干什么干什么，为所欲为，自由驰骋，信马由缰，但却会怕；他一定要以海中央为参照点才能确立自我的存在——这个舟行者，就是韩国。对于韩国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参照点，太稳定、太坚实、太恒久了。李奎报《舟行》二首，其一曰：“我眼平生少涕滂，此行何事哭声长，只缘苍海中央去，不见人家在那方。”其二曰：“猬岛非吾卿，如何欲去忙，得投烟火地，犹胜海中央。”①李奎报相国风流倜傥叱咤风云何许人也，也会戚戚然畏而无望？!然而在这次短暂的舟行里，却让我们看到了他那难以释怀的内心真实的恐慌与紧张。把这两首诗放大，或许就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韩国古代文化“半岛心理”的基底。这就是结论？不一定。李奎报在第二首诗里还提到一个概念：“烟火地”。那“烟火”之地，才是他温暖的故乡。“海中央”永远无法替代“烟火地”。当孤独的旅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故乡，他会说：“得投烟火地，犹胜海中央。”一次让心踏实的回归，一次只剩下遥望的逃离。不在文化的比较中定位自我，韩国古代文化找不到可靠的支柱；不在文化的变异中超越自我，韩国古代文化看不到存在的意义。这样一种文化地缘学在历史维度上的纠结与爱慕、挣扎与信仰，事实上几乎吻合于“系统神学”的内在逻辑。 半岛究竟给了韩国什么？相对于古代社会来说，笔者以为，最为重要的是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许穆《穄稷事申请粘移状》：“山海多石之处，耕地实少，五谷之生，苟非土宜，播种不饶，而穄稷尤为余外之谷，通一境其种十不二三。况大岭之间，霜降常早，植谷半熟，穄稷尤甚不成。东海沙海海岸皆沙，无沮洳卑湿之气，土地不宜于稷，种亦不茂，水田稻苗之间，有野稷杂生，则耘不锄除。九月，稻未刈，穗穗而收之，盈石则偿籴，稷贲可知。”②在如是环境和条件下从事农耕作业，其难度自然可知。耕地少，土质差，加之气候不合，无不制约着韩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水平。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记载，直至智证麻立干的时代，也即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才开始定立国号“新罗”——乃“网罗四方”之义，而制丧服、舟楫，筑波里、弥实、珍德、骨火等十二城，与此同时，“分命州郡主劝农，始用牛耕”。③可见，新罗的农业化进程的迟滞与艰难。何谓日常人生？崔庆昌(1539-1583年)《田家》诗曰：“田家无宿粮，日日摘新麦，摘多麦已尽，东邻犹未获。”④这就是其“孤竹诗词”被宋时烈称为“近世绝调”的崔庆昌眼中所看到的田家的日常人生。 韩国古民的食物来源素以陈粮为主。李穑《陪先人谒老吉昌君林亭，设食有新米粥，六月望时也。其后问于人，盖藏米有法，非真新米也。未知是否今在近邻？适丁是时，因赋此》有曰：“水田多稻养吾民，东国由来岁取陈，早晚异宜当自别，收藏得法尚如新。”⑤由此可知，窖藏在韩国古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新米并非不食，珍贵而已，如李穑另有诗《新米》：“石泉车仲文，送我以新粒，粒粒白如霜，莹彻光如湿。蒸来香满堂，啖之真俯拾，须臾已满腹，气壅方什袭。”⑥可见，新米实为当时人们彼此馈赠酬谢之佳品。在祭礼中，韩国古代民俗中便有以酱代替盐的趋势。李滉《答金敬夫肃夫》(别纸)中有曰：“凡饮食之类，古今有殊，不能必其尽同。以今所宜言之，盐不必楪设，各就其器而用之；酱则恐不可不设也，所谓象平日用酱代之者得之。”⑦可见，经过腌制的酱料在韩国古民的日常餐桌上，取代了盐，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至公元8世纪初，新罗宪德王十三年春，仍有“民饥，卖子孙自活”⑧的记述。韩国古人生活的富裕程度，可以通过其官僚系统的俸禄这一侧面来反映。白文宝《论禄俸》曰：“三代之制，大国方百里，其次方七十里。大国之卿禄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可食七十人，士可食三十六人，下士与庶人可食九人。今吾东方千里者二，山林虽居其半，十倍于百里之国。而卿大夫之禄不足以食九人，况其余乎？!”⑨白文宝给出的数据已非常明确，韩国古代的国土面积并不算小，但其官吏，如卿大夫的俸禄甚至不如中国地区的下士和庶人，由此可以想见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之标准。之于韩国古代之军旅所需而言，时常遭遇的问题不是武器军械的配给，而是军粮物资的储备。韩惰《鸡林府尹寄惠生鲜作五言三绝》曰：“师旅仍饥馑，公私少贮储，忧中还有喜，全活几千余。”⑩可见当时食物匮乏，几不可支战争的需要。关于农事，河纬地(1412-1456年)有一句话总结得很好，在其《劝农教书》曰：“大抵田家之事，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故农政所重，惟在不违其时，不夺其力而已。”(11)在天而言，天有时；在人而言，人有力。时与力的相得益彰，使得天人合一得以落实。值得注意的是，趋时宜早，用力当勤，然此时此力，皆有“相应”的观念在里面——“不违”“不夺”，是要因循、回互，而非过度地应承天人之间“道”理之生命节律的运演。 韩国古代的农业，常祈于晴。《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中便频有对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记载，如“二十一年秋七月，雨雹，飞鸟死……二十九年夏五月，大水，民饥发……三年春三月，雨雹，麦苗伤，夏四月，大水……二十年夏五月，大雨漂没民户”(12)等，整部《三国史记》所录类似情形不可尽数。郑
《祈晴祝》曰：“大田多稼，方有望于秋成，三日为霖，恐或贻于物害。爰沥由中之恳，敢希悯下之仁，惟天之明，从民所欲。云阴解驳，开霁色于须臾，岁事登穰，沸欢声于远迩。”(13)云开雾释，霖雨止歇，这正是韩国以山林盆地为其主要地理环境的农业生产所期待的天气条件。李达衷(1309-1384年)《田妇叹二首》曰：“霖雨连旬久未炊，门前小麦正离离；待晴欲刈晴还雨，谋饱为佣饱易饥。”(14)民间祈晴的场景，在文人的笔下亦有写照。人们盼望霖雨散去，云破日出，是其之于农业生活的日常期待。《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同样有对旱灾乃至蝗灾的记载，如“十九年夏四月，京都早……三十二年夏……自五月至秋七月，不雨……三十年秋七月，蝗害谷，王遍祭山川，以祈禳之蝗灭有年。”(15)喜雨诗，并非绝迹，虽有，但较少。如洪氏《次杜雨》曰：“好雨不妨湿，能知润物时，麦农千户饭，蚕绩万家丝。”(16)这首诗，带着明显的模仿杜甫的痕迹，不真实。别的不说，就以洪氏为例，事实上，她描写雨后新霁的诗作要多得多，且愈发真切。其《次仲兄韵》有两首，其一便曰：“西州春后雨，白日自阴阴。月出知新霁，云开罢久霖。”(17)其二即有“长天雨霁洗新青，晓月亭亭影到扄”(18)之句，而其《和永明寄示韵四首》更可见“矫首看云月影横，碧天如洗雨初晴”“云山重叠雁飞横，霖雨缤纷入夜晴”“天际浮云片片横，林光树色喜新晴”，(19)如此等等，可知由雨而晴，最是韩国古民的期待。李穑《雨》：“一春知几雨，岸帻从衣湿，自喜农有事，时哉要须及。”(20)李穑的喜雨诗，是有“节制”的，他更为理性地渴望雨来得及时、适量，而非过时、过量。崔瀣(1287-1340年)《送安梁州序》记录过距离鸡林百余里外梁州的情形。其曰：“因访风俗，得其一二者焉。厥地侠，厥民轻以肆，厥田皆下湿，岁旱则禾熟，雨则水为害。其丰俭与他州异，大抵旱不年有，而天岂为一梁之民恒不雨哉。是故，丰年独少而凶年相仍，地然也。”(21)地狭而易涝，求旱不求雨，这与农耕作业需求的普遍规律恰好相反，加诸交通的不便，贸易的闭塞，梁州的边缘化，已经决定了此地不可能成为富庶之地，甚至很难自给自足。韩国地形多山，梁州只是其山形险要的区域之一，所以由于缺少大的河流以及冲击平原，韩国古代农业的生产与发展，其规模、成效、收益相当有限。雨水之于韩国古民来说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许穆《答从兄书》(《又一书》)中就提到咸安江沿江数里虽有泛舟垂钓之乐，“但其地下雨，则常多沉没，其民幸数年一旱，得不饥，故居民少，而江上多荒地”。(22)可见，雨水对于当地的交通、田产多有不利，以致荒芜；所以雨水要有，关键在于适度。雨水过量不仅对农作物有害，对韩国古代的渔业亦有影响。如李滉《答李大成》中提到：“秋霖之害，不谓如此之甚，今止则犹可，不然恐又甚于去年。奈何鱼梁之事，待水浅可知其如何，今岂可预料耶？!”(23)水浅可察，水深不可预知，这就是李滉所言的逻辑。可见当时的渔业认知水平的确相当低，几乎只能仰仗天时之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