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興”是比喻和起興的連稱，顧名思義，就是將不同性質的兩個或多個事物組成比喻結構以便發生想象上的聯繫，或是以某物興起另一不同之物，也是依託於想象。同樣是藉助於聯想，在前者，比喻的兩物並舉共現；在後者，另一物僅是通過聯想被憶念，或兩物一先一後出現。乍看起來，“比興”似乎是古人在藝術創作中諸事物間偶然發生的勾連，它爲藝術思維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以及千變萬幻；其實不然，所有的比興看似隨意，卻是循着一整套規則而運作的。 一 “比輿”的早期起源 這裏先從先秦文獻中舉出五個例子。 (一)《尚書·盤庚》記，盤庚警告臣屬們不要輕舉妄動，煽動民心來反對遷都，如果獲罪，那是咎由自取。他先稱“予若觀火”，以觀火比喻自己的政治敏感力，頗顯自信；接着，又進一步就火作了個極爲生動警醒的比喻：“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因爲總是在觀火，所以會在火勢不可控制以前撲滅它。同篇，盤庚還說：“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以漁網之綱，講秩序之有條不紊；以親力農作，論投入纔有收穫，形象生動活潑。看來，他演講中運用比喻闡釋統治術已然非常純熟，知道怎麼去打動人心，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後世著名成語“洞若觀火”“星火燎原”“有條不紊”，均出於此次演講。值得指出的是，盤庚的講演是發生在殷代即公元前13世紀的事，可見中國古人很早就習慣於在各種場合廣泛地運用比喻。 (二)《周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①所描述的情形極爲生動：“有鶴在樹蔭下嗚叫，其雛子應和之；我有美酒，就與你們同享。”舉行慶典宴會時，樹蔭下鶴之和鳴，正好比人們之舉杯酬酢；王者嘉惠下人，其樂融融。不過，鶴與其子共鳴的情景和王與群臣共飲的情景之間衹有先後的關係，並沒有一個語言結構來勾聯之，好像那是兩回事，衹是因爲有個先後，纔觸發了聯想。在此語境中，固然可以領悟到鶴好比是王，其雛子好比是群臣，不過沒有必要把它點明。兩境先後陳述，意在使後一境獲得前一境的自然的親和本質以及生動性，說明人事之吉凶與自然是相通的。至於其意義，確實沒有說破。對《周易》運用比喻的這個特點，高亨這樣說：“它的比喻和一般比喻不同。一般比喻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主體事物，而且多數是與取做比喻的客體事物同時出現於文中；而《周易》的比喻多數沒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主體事物，當然不出現於文中，僅僅描述取做比喻的客體事物而已，因此，可以應用在許多人事方面，這實有類於象徵。”②而且，在《周易》這樣的筮書中運用了四言詩體，那應該是最早的起興之一了。③ (三)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④這裏的“爲政以德”與“衆星圍拱北斗”，前者論人的執政品格，屬道德範疇，很抽象；後者描述星象，屬自然範疇，爲具象。它們明顯是兩個不同質的類，彼此本無關係，之所以聯繫了起來，正是藉助於類比：以德治國可以使百姓歸附，恰似衆星圍拱着北斗般自然。在此，道德與自然似乎循着同一個規律。它不僅一般地從自然界獲得了堅強的支持，而且還特別地因衆星圍拱之象而變得極其生動、樸素。上述一、三例中，言語的取象並非偶然的思考行爲，那是盤庚、孔子這些古代最傑出人物常用的思維方法，它正是基於中國古代人類與自然存在着大關聯這一最基本的類比。 (四)《離騷》中說：“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⑤屈原並非真的好花草，而是好給這些花草附麗品格，所謂“芳草”與“蕭艾”的對舉，顯然是指向人格的隱喻，主要運思特徵就在於自然物的人格化。詩中主人公的他，還把芳草佩戴在身上，這種有些怪異的行爲建立於想象中自然物對人的親和感之上。除此之外，他還把君臣關係類比爲男女戀情，也是意在將政治關係向自然情感傾斜，運思模式是一樣的。由於屈原將比喻連續、系統地加以運用，幾乎將自然物甚至包括男女戀情作爲一方與人的道德、政治品格的另一方之聯繫固定化，因此形成了一個美惡兩極的比類體系。這種在自然和人格之間所作的聯繫，不免還是運作於天人之際的。甚至，屈原自身也因此帶上了濃郁的陰性自然物的品格。他的這種比喻式的審美風格對中國人的人格理想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影響甚巨。 (五)《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朱熹說它是賦，不過，設若詩中主人公或作者，由“來”之時的霏霏雨雪而憶念起“往”之時的依依楊柳，而哀傷不正是由此當前之景回憶到過去之景而勾起，其間難道沒有起興作用嗎？再看，“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⑥。少壯的桃樹，它的花之盛、實之盛、葉之盛，與婚姻有什麼關係呢？朱熹說那是“興”。不妨將“起興”視爲一種極爲寬鬆的比喻，其前提是桃樹與結婚是兩個不同的類，這樣，桃樹的花、葉、果實都可能讓人與婚姻的本質以及婚禮的喜慶情景發生聯想。這兩首詩中所用的興法不同於前舉《周易》《尚書》《論語》《離騷》所用的興法和比法，類與類之間似乎更爲飄忽，不那麼直接、切實和固定。《論語》《離騷》中都是自然物與道德規範構成兩類，所以比較容易錨定，用“比”正合適；而“霏霏雨雪”與“依依楊柳”對舉所引致的哀傷、桃樹旺發映襯之下正當時的好婚姻，卻是不那麼明確、直接的兩類，活泛多了，確乎更有意味。這正是“興”的好處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