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接受美学:生产性批评范式的凝练

作 者:

作者简介:
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江苏 扬州 225009)。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以往将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学说理论笼统称为“接受美学”是不确切的,可取的说法是将姚斯的“接受美学”与伊瑟尔的“审美反应理论”统称为“接受理论”,而将两者视为“接受理论”的两支流。值得注意的是,接受理论的要义并不只是在于肯定文学接受使文学创作得以完成,并且通过反馈作用使文学创作得以完善和提升,更在于突破那种从创作到接受、再从接受回馈创作的封闭式的轮回,将文学接受进一步转换为新的“艺术生产”。接受理论的贡献在于表现出一种凝练批评范式的理论自觉,如姚斯的期待视野、视野交融,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召唤结构等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接受理论在20世纪美学史、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极具生长性和未来性的核心问题就是“生产”“生产性”问题,与之相关的是“艺术生产”的概念,这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无关系。凝练批评范式乃是孕育和催生新的生产、新的作品的深层机制,其内涵的反思性、批判性和建构性显示了文学批评的成色。就接受理论而言,批评范式的凝练与生产性批评的建构是相互适应的。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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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0)05-0156-12

       一、接受美学抑或接受理论?

       首先必须甄别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196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康斯坦茨学派的学说理论?一般称之为“接受美学”,根据可能来自姚斯1983年出版的英文版《走向接受美学》一书。该理论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影响中国学界,当时正值“方法热”方兴未艾之际,不过在诸多译介和研究国外新方法、新思潮、新学科的著述中,称其为“接受美学”者有之,称其为“接受理论”者有之,也有将其标注为“接受美学(接受理论、接受研究)”的。①面对这种名目不一的情况,有效的办法是回到原作者本身,尊重原作者的说法。姚斯自己将其学说称为“接受美学”,略无歧义;但伊瑟尔就不同了,他不同意将自己归入“接受美学”一脉,还特地将自己的代表作取名为“审美反应理论”。他在此书中开门见山地作了正名:“本文论述的是审美反应理论(Wirkungstheorie)而非某种接受美学的理论(Rezeptionstheorie)。”②他的“审美反应理论”恰恰是以接受美学为参照而力求建立一种新的批评范式的。可见如果一概称之为“接受美学”势必无法涵盖伊瑟尔的“审美反应理论”。对此国外有学者提出过合理的解决办法,即将姚斯的“接受美学”与伊瑟尔的“审美反应理论”统称为“接受理论”,而将两者视为“接受理论”的两支流。美国学者R.C.霍拉勃的《接受理论》一书就是如此,用他的话来说:“接受理论的双璧③在德国的接受情况大致相似,但我们并不能混淆他们之间的基本区别。”④他借此很好地解决了通常在康斯坦茨学派的理论上称谓混乱的困难,值得肯定。本文依此对于姚斯和伊瑟尔的接受理论进行界定。

       二、接受理论的兴起与生产性内涵的凝练

       1967年,姚斯在康斯坦茨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就职演讲,后定名为《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出版,遂使“接受美学”声誉鹊起。两年后,伊瑟尔在康斯坦茨大学发表了题为《文本⑤的召唤结构》的演讲,其冲击力也足以成就伊瑟尔作为康斯坦茨学派主要成员的地位。这两篇成名作后来分别被收入他们的代表作,前者成为姚斯《走向接受美学》(1983)的第一章;后者的精义则在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1976)中得到全面展开和详尽论述。其突出的贡献在于表现出一种凝练批评范式的理论自觉,如姚斯的期待视野、视野交融,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召唤结构等范畴的提出,分别为二者的理论建构搭建了必要的平台,从而奠定了接受理论在20世纪美学史、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极具生长性和未来性的核心问题就是“生产”“生产性”问题,与之相关的是“艺术生产”“文学生产”“审美生产”等概念。

       接受理论关注的“艺术生产”问题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无关系。当时身在西德的姚斯在其一举成名的演讲中大量引述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其中要点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导言》中关于“艺术生产”的论述,姚斯的演讲据此楬橥了接受美学的宗旨,对时兴的新马克思主义(卢卡契、布莱希特、本雅明、阿多诺等)和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穆卡洛夫斯基、雅可布逊、艾亨鲍姆等)提出挑战。此论一出,旋即引起了东德批评家的指责,出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龃龉,后者以马克思有关文学艺术的理论主要采取生产角度而非接受角度为南,对接受美学的主张提出异议,其中瑙曼的《社会—文学—阅读》(1973)一书颇具代表性。然而不争的事实是,马克思恰恰十分重视接受问题,在上述《导言》中,就曾以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为例,讨论过“艺术的享受”“永久的魅力”等属于接受范畴的问题,也提出过“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⑥的重要命题,尤其是他对于一般生产/消费的辩证关系的思辨构成接受理论之先声。且不管在这个问题上孰是孰非,这场争辩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即迫使争辩双方回到马克思的相关著述,从中谋求接受理论立论的根据,而这样一来,恰恰为接受理论增添了一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背景,并深化了对于“艺术生产”问题的认识。

       就思想渊源而言,姚斯、伊瑟尔的“生产”“生产性”思想最早并不来源于马克思。姚斯得之于其师加达默尔,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已经使用“生产”“生产性”以及“艺术生产”等概念,带有新康德主义“目的论”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色彩。⑦但姚斯在这一点上与之有着很大不同,姚斯的接受美学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洗礼,特别是他在与东德批评家的论争中对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由生而熟、由疏而密,境界有所提升,正如论者评说,这为接受理论“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⑧。更重要的是,在论争双方充满火药味的论争中经历的争辩、较量与调整、矫正也不无磨合之效,使接受理论的某些命题和概念得到了补救和完善。伊瑟尔所重视的生产性问题可以溯源到胡塞尔,作为英加登的学生,伊瑟尔可算是胡塞尔的再传弟子,在德国哲学的总体背景下,伊瑟尔受到现象学的影响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东西德批评家的论争中他并非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但他的一些学理性较强的观点倒是较多为对手所吸收和采用。

       姚斯、伊瑟尔与东德批评家还有一个重要歧异,即文学接受的功能问题。瑙曼等人所理解的接受理论仍停留在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接受、再从文学接受回馈文学创作的循环运动之上,只是强调文学接受对于文学创作的反哺作用,而对其更加开阔的生产空间却视若无睹。瑙曼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一方面,文本在脱离作家的创作之后,只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只是一种潜在的作品,它只有在接受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只有与读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变成现实的作品。⑨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读者)的阅读结果以固定的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比如以对话、讨论发言、读者来信、书评和批评的形式,总之以论述文学的文本的形式……反馈到作者那里,它就能产生文学生产的作用……因此,读者的接受美学的能动性可以以这种方式转换为作者的生产美学的首创性”⑩。瑙曼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往学界对于接受理论的认识往往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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