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0)01-0098-11 长期以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与美学的问题，一直存有异议。学界对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研究，“以西释中”成为最基本的研究范式。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界开始研究生态美学，因此又产生了是否存在着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的疑问。本文试图通过跨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并阐释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生生”美学。在我们看来，美学是一种生存方式与艺术方式，“生生”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紧密相关，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又是活在当下的，所以，“生生”美学是一种活着的美学形态，而不仅仅是古典的形态。正因此，其价值意义自不待言。 跨文化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化研究领域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下力求突破欧洲中心主义，使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一种学术诉求。中国当代比较文化重要学术领军人物乐黛云曾指出：“文学研究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必须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一形势下，以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必须走在文学研究的前沿。”①跨文化研究是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创造，打破了传统比较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文学内部之影响与平行研究的局限，走向多种文化之间比较研究的新途径，给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非欧美文化以展示自己的机会与发展机遇。这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实际上倡导一种世界文化发展的“类型说”，以此代替此前流行的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线型说”。世界文化的发展到底是一种多元共存的并进，还是欧美优先的线型发展，这是近代以来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胡适等学者提倡“线型说”。胡适说道，“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至于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然而没有继续努力，以故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机械与电气了。”②显然，胡适是以工具的发明和生产力作为文化发展的坐标，从而导向“线型说”：西方先进于东方，优于东方。在这种西方化一边倒的形势下，有些学者奋起提出与之相异的“线型说”。梁漱溟于1921年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绝对胜利，绝对的压服!这个问题此刻要问：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③对于什么是文化的问题，梁漱溟给出了与胡适完全不同的阐释，他摆脱了纯粹以经济发展水平对文化进行优劣划分的思路，而是提出以生活的方式作为文化划分的坐标，即所谓“线型说”。他说，“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④他将世界上“生活的样法”分为向前面的要求、调和持中与向后的要求三种，分别对应于欧美、中国与印度，认为其问各有优长与短处，并无先后之分。钱穆则以自然环境对于生活方式的影响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他说，“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⑤他认为，三种文化类型之间是平等的，无有优劣之分，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文化历史，各自有其个性与特点。燕瘦环肥，鹤长鸭短，然鸭不自续其脚以效鹤，环不自削其肉以效燕。”⑥显然，以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划分的坐标，是比较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并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共存与发展互济。因为，生活方式是一种更加稳定的文化坐标，例如，东方人吃饭使用的筷子与西方人吃饭使用的刀叉，主要来自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将影响生活的长久。同样，多种生活方式的共存，也就是多种文化的共存，世界不是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美丽缤纷吗？中西民族来自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状态，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的样法”，即不同的文化。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友好的文化模式；古代希腊人以商业与航海为生，是一种战胜自然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两种文化，两种类型，具有共生互补性。 生态美学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美学形态，在西方包括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美学之环境美学。1900年，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著名的现象学，对于工具理性之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行了解构，预示着新的生态美学的即将诞生。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一书，依据现象学提出了“此在与世界”的“人在世界之中”的生态整体观；1950年，海氏在著名的《物》一文中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所谓“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身游戏”⑦，促使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走向成熟。海氏的现象学生态美学是东西交流对话的成果，它明显地借鉴了《老子》的“域中有四大，人为其一”的重要思想，是老子之道论在异乡的解释，但这种解释的明显的西方色彩也毋容置疑。环境美学诞生于英美，是英美分析哲学与美学的产物。本来，分析美学主张人与自然的分离，力倡艺术美学而否定自然美学。这种观点在1966年受到英国美学家赫伯恩的质疑，他发表著名的《当代美学及其对自然的遗忘》一文，抨击了分析美学对于自然美的轻视与遗忘，否定了审美之中人与自然的分离，力主审美之中人与自然的融合。1979年，加拿大著名美学家艾伦·卡尔松发表著名的《欣赏与自然环境》一文，提出著名的“自然是一种环境，是自然的”⑧的论断，在自然欣赏之对象模式、景观模式与环境模式中选择了环境模式，倡导一种“融入式”的审美欣赏，并将科学认知作为审美之恰当与不恰当的唯一标准，从而仍然坚持了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立场。以上两种与生态观有关的美学形态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起，特别到本世纪初期，中国学者逐步开始了自己的生态美学研究，并关注中国本土的丰富生态美学资源，力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从而在生态美学领域开始了与西方的对话，进入跨文化研究阶段，使得中国生态美学研究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 中西之间在生态美学领域能够形成跨文化对话，既是由于两者在生态文化领域具有共同性，同时也是由于两者在文化理念上具有相异性。共同性使得两者在生态文化领域具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相异性则使得两者具有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共同性之一，是生态问题是中西学者共同关心的论题。西方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以来，已经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重视生态问题。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来逐步形成的环境问题在中国短短的二三十年内都暴发性地出现了，环境问题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共同性之二，是中西生态美学都具有某种反思性与融合性的文化氛围，即是对于传统工业革命的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超越，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的亲近与融合。西方现代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提出就是这种反思性与融合性的表现，而中国则在21世纪初即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目前更加明确地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