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人主播到虚拟主播，网络直播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社会关注，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链也早已不是新鲜话题。根据中国投资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3年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截至2018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虽较2017年底减少2533万，但仍然达到了3.97亿，用户使用率为47.9％。2019年7月17日，国内网络直播平台“斗鱼”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而与此同时，国内另外两个直播平台“虎牙”和“YY”的市值分别达到了49.86亿美元和52亿美元。①时至今日，“直播”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事件直播”(如体育赛事、重大社会新闻等等)的范畴，而以几乎是刻意营造的“日常生活”——而且是没有目的也缺少叙事的、所谓“没有终结的日常”②——为主要内容。语词含义本身的泛化演变，往往是语词被使用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症候。因此，对于国内的文化研究来说，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研究课题。 不过，一个现象的社会流行度或许可以为研究分析提供必要性，它本身却无法为研究分析提供正当性。根本上说，究竟为什么要讨论网络直播现象?“直播”文化的流行，仅仅是因为它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偷窥欲和好奇心吗?它如何表征当代受众对于“文化”的认知模式的变化，如何表征当今社会的“政治无意识”?如今对于“直播”现象的研究已经不在少数，但往往侧重于文化产业结构、审美机制、运营模式、受众心理机制等角度的分析，关于这一现象的社会理论分析和文化政治分析，还有待充分展开。 在这里，作为分析的入手点，与其大而化之地描述网络直播现象的基本特征，不如以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为着手点。就形形色色的“真人直播”形式而言，颇为有意思的是，如今主播的“身体”逐渐与本人的身体相分离：例如，在某个知名主播平台的年度大会上，几位“粉丝”数量庞大的主播参与了现场活动——而人们看到，出现在“线下”的主播本人，尽管化了妆，却与出现在直播画面中的形象相差巨大。然而，即便如此，当活动结束、主播重新开始直播后，“粉丝”数量并没有减少。(重要的并不是“粉丝群体”是否还是同一群人，而是“流量”的数量持续甚至增加。)又如，著名的游戏主播“带带大师兄”的“粉丝”不仅以取笑这位主播为乐，甚至“粉丝”们在其“微博”下的留言与“微博”内容毫无关系，以至于主播的直播平台和“微博”平台都成了“粉丝”之间相互交流的背景性前提。当“粉丝”们在“带带大师兄”的某条“微博”下写日记、发动画片的时候，他们的交流不仅与具体“微博”无关，甚至与这位主播也无关。可以说，在主播和受众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网络“流量”，本身成为互联网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指数，从而抽空了主播自身的“身体”本应具有的深度和厚度。如果说在过去电视上的“事件直播”那里，“直播”凭借特色内容而吸引受众，那么在“没有终结的日常”式的“直播”中，主播和受众之间的交流空间越来越不受到内容以及主播固有的“身体”的影响——而在“虚拟主播”那里，这一身体层面的空洞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一角度来看，如今在国内正方兴未艾的“虚拟主播”的出现，恰恰以高度寓言的方式呈现了主播“身体”的抽象化、平面化，以至于屏幕不再是主播的身体(person)和受众之间的一个背景性“中介”，而是成为主播的“身体”(persona)据以表象的构成性因素。③可以说，虚拟主播的确并没有为直播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的意义恰恰在于将一般意义上的直播过程中被遮蔽——尤其是被诉诸例如“人的窥视欲”“对个人隐私的好奇心”等心理(学)研究进路所遮蔽的一些重要问题，以明朗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分析包括虚拟主播在内的直播现象，就必须分析主播和受众之间的特殊交流空间。对于这一点，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是笔者提出的“交流闭环”，即通过内容层面的“萌要素数据库”和形式层面的“交流数据库”所组成的、受众之间共享的半封闭式圈环状话语结构。④虽然这里依然采用了日本思想家东浩纪所用的“数据库”一词⑤，但直播的受众之间的这一话语结构，早已不像东浩纪数十年前分析的“萌要素数据库”那样，单单止于将原本应该镶嵌于某个叙事之中的人物进行符号式的分解、归并，统合为一个静态的系统；相反，“交流闭环”的话语运作方式的特征，恰恰是流动性、即刻性、开放性、戏仿性：受众通过不断将直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收编为闭环中的新“梗”，并不断重复内容层面上的这些“梗”而将它们变成形式层面上的“可交流性”的保障，从而维系交流过程的顺畅运转。这些话语如何更新、如何消失、如何结合，并不遵循东浩纪对“数据库”的分析中默认的前提，即“御宅族”们对于各个美少女形象的“萌要素”的分析和拆解仍然维持着一定的可辨认的法则(如对于女性的发型、着装、性格等等特征的有序分类)。一旦将“交流数据库”与“萌要素数据库”相结合，可以看到两者可以在“交流闭环”中不断地相互转化——某个“梗”既可以在内容层面作为“萌要素”被消费，也可以在形式层面作为维系交流运转所必需的话语而不断地被再生产。一个“梗”既属于内容的数据库，也属于形式的数据库，并且“梗”拒绝所有深度的意义阐释，拒绝一切实质化。 这样一种“交流闭环”的形成和运作，当然不仅仅限于“直播”现象。无论是直播平台，还是“贴吧”，还是各种社交平台上追星族们形成的“圈子”，无一不是大大小小的“交流闭环”以及依靠这些闭环形成的特定话语流通方式。这些“交流闭环”的形成，与一般意义上的“兴趣小组”具有完全不同的伦理意义，发挥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当公共生活的样式在如今时代因各种原因、各种方式而逐渐消失，当集体性的意义赋予过程日益被市场的私有化和商品化逻辑所攫取和收编，人的“社会性”当然需要通过别的方式得到补偿。一般而言，由此形成的集体性，往往是，并且只能是非政治的。这些独立、自律的“交流闭环”，一方面有着彼此难以分享的内在语法和逻辑，另一方面也都有异于乃至对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语法。这些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和掌控的话语“闭环”，与其说像以往对于“80后”“90后”的界定那样以代际区分(或任何一种稳定的概念框架)为特征，不如说呈现为无法归类的、散乱的彼此分立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