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0.8；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3-0010-06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骤然爆发，给国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突发性疫情中，乡村本身并不是焦点，但媒体舆论却对农村坚决且有效的防疫举措称赞不已，其中尤以防疫知识宣传惹人注目，各种“硬核”标语、村干部喊话、高科技宣传神器等防疫手段让人应接不暇。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村防疫知识宣传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所谓“卫生下乡”、“防疫下乡”本身就证明了乡村防疫的弱势地位，缺乏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和能力的乡村何以能够获得比城市更多的肯定?尤其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乡村日益被抽离、掏空并沉入一种“经验无能”的处境，乡村日益空心化、倾颓化，已经不再具备解释社会变迁的能力，那么它何以能够成就这样的社会奇观呢?究竟是什么内生力量的搅动使得乡村发生了这样的量变乃至质变? 一、上门与拒绝：官方机构防疫知识的输送尴尬 新中国成立之初，便面临着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因为现代医疗体系的建构基本是在城市开展的，与城市空间的重构基本同步完成，而乡村卫生医疗的话语权基本上为中医所垄断。原生状态之下的中医因为缺乏政府亟需的公共卫生理念、现代卫生行政管理基础、现代动员能力而为官方所抵制，但中医在农村又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国家对乡村的现代医疗制度整合进度一直非常慢，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逐渐形成了在城市以“治疗”为主，在农村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分治策略，而这意味着医疗资源只能有限度地下沉到农村。在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中，在“预防为主”的施政理念下，有关管理部门在乡村发起了多次清除传染源、改善环境面貌、完善卫生设施、普及卫生知识等卫生防疫运动。在一次次“爱国卫生运动”、“卫生下乡运动”中，乡村尽管都是以被动的姿态参与的，但也并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人们已经摸清楚了它的一整套运作机制，它本身不耽误生产生活，也不涉及多么复杂的知识。对于官方机构而言，卫生防疫行动大部分都是以象征性、临时性、间歇性的方式展开的，很多时候“卫生下乡”、“防疫下乡”基本上沦为“知识下乡”，大部分防控实践操作还是要依靠村民自己来完成。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将防控治理的焦点集中于武汉等大城市上。就农村而言，传统的防疫模式再次被拉出来，形成了村村封路、户户闭门的场景，阻断交通、杜绝集聚的方式着实能够避免外来病毒的传播。在很多村落进出要道上都会有专人进行登记、检查、测体温等，甚至还有一些村民携带旧式冷兵器进行秩序维护。对于官方机构而言，由于乡村疫情防控的特殊性，它们给出的更多是老办法：知识下乡。它们把宣传车、宣传员、宣传单等各种可能的手段都动用了起来，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各种标语、横幅、口号，我们可以摘录部分如下： “戴口罩，测体温，少聚集，勤洗手，勤消毒，勤通风。” “少扎堆，戴口罩，多运动，保营养，常洗手，勤通风，心态好，不信谣。” “拒食野味：不猎奇，不贪嘴，病从口入，教训牢记!” “戴口罩，可防病毒人传人；勤洗手，减少病毒进家门。” “勤快洗手，消毒杀菌，病毒赶走。” 这些标语大部分都位于村庄的主干道或入口处，部分村庄标语数量之多甚至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远非“非典”时期可比。防疫知识宣传并不仅仅是科普与命令，它需要流传于不同的群体之间，需要考虑对象的接受问题，尤其要考虑他们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警示和知识。从官方机构的宣传来看，这些宣传知识既立足科学性，又尽可能运用熟悉、简短、有利于农民理解的表述方式。面对这些送上门的防疫知识，村民的表现与以往狂犬病防疫、禽流感防疫等一样冷漠，甚至一些村干部已经在乡村公共场所喷洒消毒剂、利用大喇叭进行警示的情况下，大部分村民仍然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对于病毒是怎么传染的，会造成多大的危害等问题，人们并不关心，讲卫生、防病毒的习惯并没有树立起来，唯一遵守比较多的是宅在家中。这次疫情影响之下的城市则是另一番慌乱景象：在疫情集中暴发的前几天，很多城市的板蓝根、白醋等被一扫而空；2月1日中国科学院发布消息称双黄连能够抑制病毒，很多药店的双黄连口服液被排队抢购；在城市里，人们对口罩、洗手液、消毒水等物资更是趋之若鹜。与此相伴的是各种防疫知识的“刚需”，新型冠状病毒是怎么产生的，哪些科学防护和医学手段又是短时间内必须采取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居民。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中山大学一位医生的采访报道称：“这些天面对的线上咨询最高时达上万人，是平日里的几十倍，‘疫情突然，太多民众对这个疫情和病毒认识不足，不知道怎么办……’”①在城市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小心：无接触式外卖，保持两米以上的接触距离，做足最为严密的防护。甚至还有很多城市居民出现了病毒焦虑：每天严格按照七步洗手法洗手，不断用消毒液冲洗马桶，不惧寒冷地开窗通风，等等。 乡村和城市对于新型冠状病毒防疫知识的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但说乡村因为天然封闭，所以没有防疫知识的“刚需”似乎也不合理。因为在“非典”时期，乡村对于各种预防知识的探求可谓费尽脑筋，从对各种中药的摸索到对食材、佐料的钻研，从请巫婆神汉祷告到对疫情新闻的追逐，无一不折射出农村对科学防疫知识的渴求。“非典”的暴发是在2003年春节之后，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而很多村庄在并未接纳返乡和外来人员的情况下都产生了恐慌。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更强，潜伏期也更长，所以农村应该有理由产生更多的知识诉求。那么乡村何以会对这些送上门的知识予以漠视?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因为生活习惯问题，这确实可以作为一种解释。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保持接触距离等防疫手段并不符合农村的日常情境，这些非常时期的防疫知识其实被村民看作是外部知识，如果没有相应的问题化、社会化过程很难被接受和重视。由于疫情突然来袭，这些防疫知识被传送到乡村的时候，无法与村民的日常知识匹配，有关这种疾病的“认知”很难被生产出来，出现漠视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乡村自己的宣传方式，在此次疫情中很多人惊讶地发现，以往默不作声的乡村竟然设计出了如此多的“雷人”标语，出现了如此多的强势喊话，这与官方机构的宣传形成了强烈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