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是奠基性著作；毛泽东最初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有关思想原则，成为后来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雏形。在我们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的思想路线问题时，就是从“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讲起的。正因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和反对本本主义问题的奠基性和永久性作用，我们今天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本人是怎样解读这个问题的。 一、揭秘：毛泽东自解《反对本本主义》有两个版本 我们现在谈论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从实际出发搞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而写的。这篇文章写成后，曾于当年8月印过石印单行本，遗憾的是，因战争散失，作者本人却没有保存下来，以致1951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未能收入。所幸的是，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将珍藏多年的这篇文章的石印本献了出来，最终辗转于1961年1月重新回到毛泽东手中。据1958年11间曾到过赣南、闽西老区一带收集党史资料和革命历史文物的同志回忆，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的一个库房内，曾经看到有5份毛泽东著的《调查工作》石印本原件，同时摆放在文物柜内的一个木格里。当时只作了登记，并未将文物随身带走①。 这篇重要文章失而复得后，毛泽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多次表达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②“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③他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于1961年3月11日印发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阅看。1964年7月，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这是《反对本本主义》首次公开发表，从这以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被广大读者熟知。 说到版本，这里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毛泽东所说“我总是记得”已经丢了的、一想起来就“伤心”的“这两篇文章”，也就是改题后的这篇较长篇幅的《反对本本主义》与原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另一篇文章，是个什么关系？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揭开了秘底。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这样解释过这篇文章：“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毛泽东讲的“几段”中，第三“段”(即第三节)的题目就是“反对本本主义”，也是整篇文章的主题。毛泽东接着说：“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④毛泽东对“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内心感慨万千。1964年在公开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之前，毛泽东再次对一长一短的这两篇文章的情况作了说明：“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⑤ 正因为一长一短两篇文章主题一致、“内容基本一样”，相互交叉，毛泽东在找不到那篇原题《反对本本主义》短文的情况下，在强调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⑥的时候，用《关于调查工作》一题印发党内学习；在调查研究工作有所改观，全党全国工作需要开创新局面、重点放在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时候，1964年则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题付印。该文1982年12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6年9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91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反对本本主义》是唯一增补进去的文章。 自1930年以后，直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每到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都要谈论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问题，并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反复作过解读。 二、探路：20世纪30年代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写出的经典 毛泽东曾说过，《反对本本主义》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⑦。这番大斗争，在党内和红四军内部，有各种表现形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估量出发的问题。 党内早期的一些教条主义者们习惯从“本本”出发，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的经验在中国“瞎指挥”，他们排挤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同志，从各个方面实施“左”倾机会主义政策，使原来顺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和红军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为纠正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解决党领导下的红军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于1929年12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在毛泽东起草的这份决议中，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提到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决议讲了三条，包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说话要有证据等⑧。这些都与调查研究相关。但具体怎么做，决议里不可能说得那么详细和透彻，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和解决，是在几个月后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