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B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4-0058-11 “中药科学化”是近代在外来科学知识的冲击下，在“中医科学化”的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来。由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中医理论的科学化存在困难，而中医所使用的部分药物、验方又确有实际疗效与科学化的价值，致使中西医药界对“中医科学化”争议较大，①而对“中药科学化”较易取得共识。但中、西医药界又由于在科学认知以及立场、职业地位等方面的区别，对如何“中药科学化”存在争议，纷纷提出不同的“中药科学化”主张及其实践路径。 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中医药“科学化”的考察存在关注“中医科学化”较多而关注“中药科学化”②不够的状况。这不利于深入理解“中医科学化”与“中药科学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不利于准确地理解与总结中医药科学化的探索路径与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解析民国时期“中药科学化”的种种言论与实践，在归纳与比较多种“中药科学化”实践路径基础上，探讨何谓真正的“中药科学化”以及如何“中药科学化”，从而探寻“中药科学化”的正确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当今“中药科学化”的实践与成果，更好地回答诸如青蒿素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的社会争论，从而实现对传统医药宝库的利用基础上的医药创新。 一、“中药科学化”的由来 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明朝末年已由耶稣会士等传入中国。③但“科学”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却是更为晚近的事情。④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科学在我国呈现出三种形态：一是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关的实证科学，二是教育领域当中的分科教学，三是学术领域当中的分科治学。⑤1914年由任鸿隽等人创办的中国科学社，通过出版物、图书馆、成立科学研究所、展览等方式，广泛宣传科学。⑥次年任鸿隽在《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要之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⑦ 20世纪初，科学在中国不仅指系统的知识体系，甚至上升为“真理”，1903年出现“科学真理”的用法。⑧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乃至成为一种广受社会推崇的意识形态。正如1923年胡适所说，当时科学在中国“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守旧和维新之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以致于变法维新以后没有一个自命为新的人物敢公然毁谤“科学”。⑨在这种背景下，科学不仅是社会追求的目标，而且逐渐成为用来改造社会的工具，由此出现动词化的“科学化”一词。1921年夏丐尊与李继桢在翻译高畠素之所著《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第六章时，使用了“哲学底科学化”。⑩此后“科学化”一词用法渐多，如“农业科学化”“教育之科学化”等。至20年代末，“科学化的口号，也成比例的兴狂起来，物质界、精神界，自然的、人为的，几乎无一不须要科学化了。就是社会人生方面，科学方法底连用，也需要得厉害。”面对此景，陆家睿发出“什么叫做科学化”“为什么要科学化”“怎样去科学化”三问，直指“科学化”的内涵、原因与途径，并认为当时“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还很少”，但是“科学的领域已可说扩充到全思想界”。在这种形势下，“既然没有方法来阻逆它，使它不要到思想界来，那么我们祗能利用它，来适应现在新的趋势”，并提出运用“整理”“统计”“导出原则”和“证明与推求”等科学方法进行科学化。(11) 由于科学与西药同从西方传播而来，中国人易于将西药与科学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以科学在近代中国所享的尊荣，无论是西药工商业界还是西药学界也乐于将西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对西药工商业界而言，可以借助于中国人对科学的推崇，扩大西药销售，以赚取丰厚利润；对于西药学界而言，可借以成为新知识的代表，提高自己社会地位。为实现上述目的，西药工商业界利用商业广告等形式，大规模宣传“科学”西药的疗效与优势；西药学界则在学术期刊上极力地宣传西药的科学特性及优点。两者之间互相借重，遥相呼应。在“科学”的旗帜下，关于西药科学性的宣传呈现出商业化、社会化与知识化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科学”成为西药头上的“光环”。西药借助科学这一“光环”带来的晕轮效应，进一步扩大传播与销售范围。 在这种情势下，中医药“科学化”的呼声渐起。1928年出现“医学科学化”的口号。(12)至1931年，“中医科学化”已普遍于国内，成一时髦名词。(13)但“中医科学化”从口号走向实践，必须回答陆家睿上述三问。范守渊认为“科学化”的首要问题在于“能不能去科学化”，即是否存在“科学化一下的价值”，而且认为所谓的“科学化”包括“旧医的科学化”和“国产药物的科学化”。就前者而言，“这落伍旧医的全部理论”都是“怪诞荒唐，虚玄谬误，几乎没有一处不是违反科学，没有一处不是在那里说谎，在那里欺人的。你如果要应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它，几乎没有一处能讲解得通。这种不合科学的旧医理论，要是偏要拿科学去‘化’它，那结果只有连旧医的骨骼都要化成灰粉呢”，进而讽刺道“要这反科学的落伍旧医科学化起来，真如要一只猴子改变成功人形有同样的困难”。但对于“国产药物的科学化”，他则“毫无问题的表示赞同，深表同情”，而且认为当时的新医药界正在努力提倡、鼓吹，已经正在从事国产药物科学化的整理研究工作。(14) 实际上，在“中药科学化”一词尚未正式出现以前，中、西医界早已不同程度地展开对中药的科学研究。18世纪末，传入日本的中药已经成为荷兰植物分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以致于一些中药的植物学名称至今仍遗存着荷兰学者的姓名。(15)鸦片战争前后，来华各国传教士及相关学者在医疗实践中对中药效用有了实地认识，遂展开相关研究，甚至携带回国交由相关专家专门研究。(16)早在1910年丁福保撰《中西医方会通》时，就“深信外国医方可以参用，而补我之缺也”。(17)留日学者陈继武搜集“日本医家所信用”之验方，于1916年撰成《中西验方新编》，以实现“确有效力者，不但足以备病家之检阅，即学医者亦可以此通中西之邮”。(18)两书都力图从方药层面会通中西医。民国初年陈邦贤在为丁福保《汉药实验谈》一书所作序言中认为，阴阳五行生克等说始于唐宋，“为科学未明时一种迷信学说”；在科学昌明之后，中药相对于西药好似“弓矢而战枪炮”“以钻木而较电灯”，中药“战败于廿世纪之大舞台”，“其不为淘汰也几希矣”，从而提出“我以保守的主义，战彼前取之主义；我以空想之学理，战彼实验的学理；我以宗教的药物，战彼科学的药物”，进而“一变宗教的汉药，为科学的汉药；废空想的学理，从实验的学理；舍保守的主张，为进取的主张”。(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