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宗教问题受到学界关注，基督教因社会参与度较高，尤其受到学者的重视，学界推出不少相关成果。然而总体而言，相关历史仍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很多基础史实尚未厘清，某些重要问题尚无定论①。有鉴于此，本文试以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的战时书写为素材，探讨他笔下的战时中国基督教及政教关系，以希对现有研究有所推进。本文除了为学界提供若干战时基督教的原始文献外，更重要的是从一位亲历抗战的外籍传教士的角度，观察当时的宗教生态和政教关系，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时人的见解和主张，避免片面阅读史料而对历史，尤其是时人心态产生误读。虽然当事人的判断也不免有误，但其独特视角对于当代历史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美国传教士、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20年赴金陵大学任教。初执教于政治系，后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1933-1935年赴美进修，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重返中国后，除1941-1945年被迫离华外，多数时间均在南京工作，直至1950年离开大陆。日本侵华期间，贝德士活跃于中国沦陷区，一度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保护并救济了数十万中国难民。1936-1941年他7次访问日本，深入探究日本政治、社会和宗教状况。1942-1944年参与战俘交换工作。1946年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证日军暴行。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贝德士对战时基督教及政教关系的认识比一般人更为深刻②。贝德士的抗战时期基督教记录，主要保存在他已刊和未刊的文章及各类通信中。贝德士的信息源，有自身经历、考察访谈、友人通信、教会报告、媒体报道等多种渠道，多为史料价值很高的原始文献。不过，本文无意面面俱到地论述贝德士战时书写的细节，而是要概括贝德士关于抗战时期基督教的几个论点，以期发现时人认知战时政教关系的独特性。 一、战时危局：坚守还是撤离？ 贝德士以大量笔墨，记录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基督教会遭遇的沉重打击和巨大损失，并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应该在危机四伏的沦陷区坚守，还是撤离至敌后，乃至撤出中国？ 据贝德士描述，1937-1940年中国各地百余座教堂、医院和学校的财产损失达数千万美元③。1941年260所新教医院中大约有1/4被摧毁，大多数学校也受损严重，只有1/13的教会大学还在原校区上课。据称有12位新教传教士死于枪弹。200-300名中国基督徒意外身亡，3位教育传教士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这还只是通讯不畅条件下的保守估计，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更多④。战争导致的经济崩溃对基督徒而言更具毁灭性。沦陷区大多数会众极度贫困，饥饿笼罩着大部分家庭。贝德士的工作地南京，1940年米价上涨了8-9倍，即便这样也无法保证持续供应⑤。沦陷区粮物资奇缺，民众生活无以为继。国统区同样不容乐观，该时期重庆物价是战前的90倍，工薪阶层中的基督徒普遍食物缺乏，健康状况堪忧。教会对医生和学生实施援助，但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从1941年以后，中国货币贬值60-90倍，许多传教士基督徒不得不变卖家当用来购买食物⑥。不过，国统区至少不会受到日军的直接侵扰，而沦陷区大批教会财产遭到掠夺和破坏，大量教堂、学校、医院的建筑和设备被没收，基督徒个人财产被剥夺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教会领袖不时遭到政治迫害⑦。 面对此种危局，很多中国基督徒选择从沦陷区转移到国统区，尤其是教会领袖和知识阶层，他们认为只有在自由环境下才能发挥自身价值。教会人才源源不断地向西流动，导致基督教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贝德士对此深感失望，他在写给母国教会的信中称，沦陷区领袖的大量西迁导致国统区教会机构臃肿，许多优秀人才失去用武之地，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⑧。这些教会领袖和骨干按理应该融入当地教会，但因为方言、风俗、教育程度的差异，他们与当地教堂及社团的关系非常尴尬⑨。贝德士在另一封信中指出，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信息交流渠道被破坏，双方的联系与合作等无法继续。任何穿过前线、从国统区进入沦陷区的人，都可能被怀疑是抗日分子。国统区教会也会想当然地认为，沦陷区的基督徒可能已经叛变国家，从而对交流产生顾虑⑩。这种情形。难免会让国统区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来自沦陷区的基督徒。 与国统区人才过剩相对的，是沦陷区教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贝德士指出，沦陷区因教会领袖和骨干的流失，领导力量严重不足，教育界和医学界尤甚。包括传教士在内仅存的领导群体负担沉重，教会能做的事情也相较战前少了许多(11)。这一结论可以从其他文献得到佐证，比如1935年东北长老会某传教士撰文称：“今天我们遇到最大的压力就是缺乏一流的基督徒领导阶层，教会似乎很难产生能够领导基督教事业的杰出的男女领导人。”(12)1941年形势更为严峻，正如某传道人的记录：“传道人员中正式神学卒业者，不及全数之半，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者十分之二强，未受任何正式教育者十分之一左右，半兼他职者十分之二以上，年龄在三十以下者不及十分之四，现已届退修年龄而仍在职者十分之一左右。再由信徒方面论之，依人数论，都市与农村各半。依普通教育程度论，以仅受过低级教育者为多，知识分子最少，青年尤少。”(13)贝德士并不否认在沦陷区工作的困难和危险，但他认为，如果因为形势艰难就退却，那么基督教早就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失败了(14)。 这种困境和抉择同样适用于传教士。西方教会中有一种声音，认为战争期间对外宣教无利可图，应该终止对远东的传教活动和经济支持，贝德士对此坚决反对。他声称，在生命和自由遭到威胁、苦难和绝望随处可见时，人们最需要信仰和充满爱的团契。基督徒不应对此视而不见，更不应将世界交托给魔鬼。他进一步补充说：“在基督教工作的任何一个领域，本土教会都比差会狭义的利益更重要。暂停对差会的人员和资源援助，可能会严重阻碍教会发展。在大多数领域，包括从人类的意义来看，传教都不会失败。”(15)就在华传教士而言，他们不仅可以撤到远离日军的敌后，而且可以撤到安全舒适的祖国，那么他们应该如何选择呢？贝德士给出的答案是坚守。1940年，欧美各国政府要求在华所属国妇女、儿童和非重要岗位的男性撤离。贝德士对此表示理解，但认为中国需要这些人，除非万不得已他们应该留下(16)。他在写给美国教会的传阅信中说：“许多事情还悬而未决，但为了继续工作、维持教会服务以及与我们的教友共患难，几乎所有男性和特定的一部分女性都打算无期限地待下去，除非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构成了危险。”贝德士认为，即使传教士最终被赶走，但难忘的一页已经彪炳青史，而且可能会为将来的成就做出铺垫(17)。截至1940年10月1日，仍有75％的传教士留在中国，包括贝德士本人(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