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助产士的式微及其原因(1949-1966)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瀛培(1988- ),男,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医学史、妇女史(安徽 芜湖 241002)。

原文出处:
妇女研究论丛

内容提要:

助产士是20世纪中国妇幼卫生工作的主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助产事业得以延续。因中等卫生教育培养模式趋向全科,助产教育呈式微态势。新老助产士进入国家妇幼保健体系后,其层级定位是既要向上“助”产科医师,又要向下“启”接生员,然而,实际工作中助产士与产科医师间的明确职权界限、助产士与接生员间的业务竞争关系成为助产士进一步式微的原因。加之分娩医疗化趋势、助产士无独立职称体系等新困境出现,助产士一职最终被国家卫生部门划入护士序列。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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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44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20)02-0105-17

       近代以来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女性开始从事多种职业,其中一个重要职业就是助产士。助产士在中国的出现晚于欧洲,是20世纪中国妇幼卫生工作的主要力量。周春燕[1]、赵婧[2]对民国时期助产事业的研究指出,在助产教育与现代助产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上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现代助产事业刚刚在这里起步。在很多学者如周春燕、赵婧、张大庆[3]等人的研究中,民国时期现代助产事业被视为“卫生现代性”的体现之一。上海已成为全国现代助产事业实力最为雄厚的城市。

       上海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克服战争困难,开展了包括妇幼保健在内的各项卫生工作,并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并无体系化的助产事业,助产教育主要以短期培训班的形式训练新法接生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开始承继原国统区大中城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基础,另一方面仍要面对广袤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局面。如何利用城市现代医学基础来改善全国总体医疗卫生状况,是新政权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要任务。

       本文立足1949-1966年的上海,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结合自身经验承接与利用城市现代助产事业基础,在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起步阶段,助产士如何助力国家政权建设,以及为什么一度被认为是彰显“卫生现代性”的助产士在共和国70年岁月中却逐渐式微。医学领域对助产士发展的研究会简单涉及作为背景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助产士简史,但很少讨论上述问题①。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二孩”政策已落地4年,母婴健康又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助产士这一职业关乎民生福祉,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助产士历史,希冀对当下城市中产科医疗资源紧张、助产士职业角色模糊与从业者数量少、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等问题的解决有所借鉴。

       一、成为“助产士”: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助产学校

       获得“助产士”身份需接受正规助产职业教育。1928年7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助产士条例》中规定助产士登记注册的条件是:(1)在内政部认可的本国助产学校、产科学校或产科讲习所二年以上毕业,领有证书者;(2)在外国助产学校二年以上毕业,领有证书者;(3)修学不满二年,在本条例施行前,已执行助产业满三年以上者[4](P628)。该标准此后未变,被卫生部门所遵从。1950年8月14日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发给医药事人员及医事助理员服务证书暂行办法》也规定:“申请发给服务证之医药事人员(包括医师牙医师兽医师药师中医药剂生护士助产士镶牙生)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并呈验证明文件:一、在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医科药科或牙科)毕业持有毕业证书者;二、在公私立二年学制以上之助产学校护士学校或药学职业学校毕业持有毕业证书者;三、凡经人民政府主管卫生机关考试合格具有证明文件者;四、具有前考试院考选委员会所发证书者;五、具有前卫生部署所发证书者;六、具有前卫生局所发开业执照者。”[5]可见,成为“助产士”,助产学校的学历是必需的,民国时期的相关证书与执照也予以认可。

       (一)助产学校的接管与整顿调整

       中共在接管上海卫生行政系统后,急需各级医务人员新生力量来为新政权服务,所以接管中等医科学校是一项重要工作,最早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市立或公立学校,助产学校的接管也在其中。

       1947年2月,在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开拓者杨崇瑞的推动下,上海市立妇婴保健院成立,标志着中国妇幼保健体系建设的重要起步[6](P87)。不久之后,秉承上海市教育局与卫生局通令“在大规模医院内可兼办高级护士或助产学校”[7]的精神,该院成立上海市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院长凌筱瑛兼任校长。1949年6月1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该校[8],意味着这所沪上最好的公立助产学校步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凌筱瑛继续任校长,学校大部分教职人员得以留用。同年8月,学校由军管会划归上海市卫生局管理[9]。

       1952年4月,上海市教育局执行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开始逐步整顿与调整上海各类中等技术学校,整顿与调整工作在9月底基本完成[10],其中对上海各公私助产学校也有较大调整。首先是7月,市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并入新建的上海市卫生学校,成为其下的助产班。兼职的正副校长凌筱瑛与朱介瑾完全离职,教导主任黄蕴才与两位专职教师调卫生局另有任用,其他教职工与新老学生及一切设备均并入市卫生学校[11]。“卫生学校”②的创办源自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经验,它曾是军政系统合办性质的卫生教育机构,往往能低成本、在地化地培养适应战地与农村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环境的初、中级全科性卫生人员。在上海周边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建立新四军二师卫生学校(盱眙)、华中卫生学校(盐城)、淮北卫生学校(苏北)。这些卫校的一些领导如宫乃泉、崔义田等作为华东局成员,于上海解放后进沪担任卫生系统的领导。

       因医学教育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民国上海的助产学校与产科医院常成双成对、互相依附,夯实彼此实力。上海解放伊始,沪上9家助产学校皆有附属产院。产校的专业教师多为医院医务人员,而产校的学生则可就近去附院实习。不过,私立妇产科医院的改公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挂钩,到1956年才告完成,而它们的“搭档”却在1952年就开始被调整,其中“私”的成份在1953年被完全去掉。上海解放时,除公立的上海市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私立产校有人和、生生、大德、中德、同德、惠旅、太和、惠生8所。它们大多已有20年以上历史,毕业的助产士分布于上海及其周边省份,辐射于全国重要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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