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后，对八路军出师后的作战原则，中共高层大多认同游击战为基本方针，不过在具体实施上存在差异。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在即将到来的对日作战中，八路军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基本原则。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刘伯承等人则提出“运动游击战”应成为八路军进入抗日战场后的作战原则。会上，两种意见出现各自表述局面。最终，对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战原则，中共高层未能在会议中完全达成一致。八路军进入华北后，也就不免存在分歧，直至1941年底才真正完全统一了认识。那么，在当时中共高层中，为什么对八路军作战原则长期存有不同意见呢？他们之间的看法又是如何走向完全统一的呢？ 目前，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已有一些讨论。田玄认为，在作战原则上，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毛讲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原则，和彭等人提出的“运动游击战”原则是一致的。所谓彭与毛军事意见存在不一致的观点有误。①然而，如果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之间的认识没有分歧，那么，为什么双方又要对同一个内容的作战原则冠以两种不同名称呢？从常理上来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完全否定双方间的分歧不符合历史的实况。这一点，在1943年夏召开的一二○师军事教育训练会议中，贺龙有过说明：“抗战刚开始时，毛主席就指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是，后来由于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捣鬼，改成了什么运动游击战，还有什么游击运动战。”② 与田玄不同，杨奎松肯定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在作战原则上存在分歧。不过，随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为敌后作战原则，双方意见就大致统一起来了。③揆诸相关材料可以看出，杨奎松的结论仍有可议之处。在《论持久战》面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在报告中仍旧使用“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④如刘伯承在1938年7月完成的《抗战一周年的战术报告》中写道：从1938年1月至7月，部队战术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深入传达了运动游击战指导原则”。⑤而在1941年6月底下发的《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中又指出：“在军事上，分队起侦察、防谍、钳制、疲敌、耗敌作用，干队起袭弱、机动、突击作用，实行合量的游击运动战。”⑥据此可见，在这一时期内，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的看法还是有一些不同。 在田玄与杨奎松之后，黄道炫不但肯定了全面抗战前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在作战原则上存在分歧，而且指出这与前、后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有关。毛泽东强调游击战，限制前方的运动战倾向，在于从全局而言，游击战最适合中共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但前方就在地坚持角度看来，“既然游击战成为战略，那么运动战作为帮助游击的必要手段，也可纳入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内”。⑦如此解释的确有相当说服力，但严格地讲，依然有些不足。即当毛泽东认为游击战最适合中共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时，为什么长期以来仅仅是尝试限制前方的运动战倾向，而没有彻底反对，甚至有时还要予以包容？而前方又为什么相信运动战能够成为帮助开展游击战的有效工具？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体两面性，只有将其讲清楚，才有可能说明白整个问题。 综上所述，对这个问题学界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本文在尽可能充分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尝试重新梳理整个经过，以期更完整、准确地勾勒出中共高层间意见分歧所在及形成原因，并分析双方何时、因何完全消弭分歧，从而在作战层面上深化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游击战争的认知和理解。 一、分歧初现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方面立刻觉察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能就此而起，因而迅速行动起来，尝试加速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以期尽早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国团结抗日局面。1937年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对于中共的表态，国民党方面很快做出回应，并透露出将红军部署于平绥线的意向。7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令其通过西安行营复电蒋介石，同意红军“担任平绥线国防”，红军将在10天内完成出动抗日准备。同时表示，鉴于红军的特长在运动战而非防守，故应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红军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此后，随着日军不断增兵平津地区，中国避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7月28日，毛泽东和洛甫又致电负责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等人，令其由云阳回到西安后，通过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⑧可是，到了8月1日，毛泽东的态度却有所变化，调整了红军的出兵时机、规模、参战后的作战原则及承担的任务。在当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他指出依当前敌我情况，应让国民党方面同意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⑨导致毛泽东这样调整的主因，是其对敌我情况的认识有所变化。 七七事变爆发前，红军未与日军交过手，毛泽东虽知道日军远强于国民党各派系军队，但并不了解日军真实的战斗力。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以往战争经验，结合一些对日军战斗力的估计，近乎本能地认为红军应避免打阵地战而行运动战。不过，随着平津陷落，毛泽东第一次感受到了日军的强悍程度。当时，驻防在平津、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出自有能打善战之名的西北军系统。中央红军中擅于打防御战的红五军团，就是由原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的部队为基干组成的。所以，毛泽东对二十九军的战斗力是有一些具体认知的。可是，集结在平津一带加上后方机关总计不过20000人的日军，仅用两天时间，就突破了二十九军3个师的防线，占领了北平、天津，其攻击之犀利令人震惊。客观地说，平津陷落并没有出乎中共领导人意料之外⑩，但陷落的时间应该大大早于他们的预期。由此，毛泽东也就不能不重新评估之前提出的出兵时机、规模与作战原则，向更加稳健的方向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