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0)-01-0040-24 现有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从“运动”(movement)的视角推演北京学生运动如何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各阶层参与的爱国运动，二是根据运动一方人士的回忆和进步的新闻报道叙说五四运动的历史进程。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建构革命史的需要。在革命话语一度支配“五四”叙事以后，北洋政府完全成为缺席审判的反动政府。 档案是研究五四运动的重要材料之一。现有关涉五四运动的档案文献主要为官书文档，收藏于政府机构之中，这些文献在1979年以前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中几乎很少被利用。与回忆录具有私人性质不同，这些档案带有官方性质，既然是“官方”的，在传统革命话语体系里就被视为反动政府的文件，因而被弃置不用，即使利用也是从反面理解。在前期五四运动史研究中，人们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回忆录和当时的中文进步新闻报道，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与国民党、研究系和后来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运动人士或在野的报刊，他们提供的材料和证词自然带有立场性“成见”。 本文试图转换视角，从“事件”(incident)角度探讨北洋政府如何处置五四运动。通过发掘利用档案文献，参照相关新闻报道和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还原北洋政府怎样处置“火烧赵家楼”事件、审讯被捕学生、应对迅速升级的北京学生罢课和上海“三罢”及随后的事态发展，最后决定顺从民意，准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拒签巴黎和约这一历史过程。本文的立意并不在“翻案”，只是在寻求历史真相时，力图呈现当时北洋政府与运动人士互动关系的复杂面相，以对五四运动这曲大戏的戏剧性演变情节作出更为周到和深入的理解，避免对北洋政府简单化、脸谱化的评判。在一个聚集多重社会政治力量表演的历史舞台，历史研究者有必要倾听各方发出的声音，并对他们扮演的角色作出更为到位的解读。 一、“火烧赵家楼”细节的侦结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当天学生游行的高潮，在“五四”叙事中具有传奇甚至神话般的色彩。过去的五四运动史专著主要是以学生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录为主叙说事件原委。如华岗《五四运动史》即明说：“以上五四示威史实，主要根据许德珩先生所作五四回忆，许德珩本人就是当时被捕学生之一。”①该书所征引的许德珩回忆是发表在1950年5月4日上海《文汇报》“纪念五四特刊”上的文章。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则在征引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之外，还采用了当时的英文报纸报道②。彭明《五四运动史》所引的回忆材料更多，包括参与学生运动的周予同、杨晦、许德珩、俞劲、王统照、匡互生、范云、肖劳等人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③。日本学者斋藤道彦《五四运动的虚像与实像——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广征当时中外报刊和已出版的中、日文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献史料，其中第三章“赵家楼事件”对整个事态细节考证甚详，并且注意采用《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刊载《关于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的调查》的新材料④。这些五四运动史论著对“火烧赵家楼”都做了正面叙述。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上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对该馆收藏的五四运动档案史料做了新的公布，其中《许德珩等三十二名被捕学生的供词》《京师地方检察厅讯问被捕学生侦察笔录》等文件系首次对外公布，史料价值弥足珍贵⑤。 从京师地检厅、审判厅对当事人的调查笔录看，可以大致复原当时现场的情形。京师地检厅调查对象可分三组。第一组是曹家管事、仆人，他们主要交代曹宅被焚和章宗祥在曹处被打的情形。据1919年5月13日曹汝霖家管事张显亭(53岁)供称，5月4日下午1时左右，警察总监吴炳湘给曹家打电话，“说有许多学生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还要游街”。下午2时左右，曹汝霖回家得知此事，“说关上门就得啦。约至四、五时，突来许多学生，先砸门，因门已关闭未砸开，不能进入，不料将窗户砸破进来，将门开启，蜂拥而入，遇物即捣，遂将宅内的东西均无一件完全的，后将书房用火燃着。后吴总监去了说拿他们，这才散了”。学生是用报纸、汽油将书房围屏点着，然后屋内起火。章宗祥先在地窖躲避，后因火起跑出来，“就被学生围起来乱打，后由东边门走出”。事发时有巡警在场。吴炳湘到现场捉拿学生，“有在院中捕获的，有在胡同捕获的”。被烧的房子“不到十二间”。曹家佣工燕筱亭(33岁)的供述则补充了几个细节，在吴炳湘给曹家打过电话后，章宗祥随曹汝霖从总统府出来⑥，回到曹家，后左一区署长还来见过曹汝霖，“也说此事，说不要紧，总能维持”。学生“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破进去”，先进去三四个人将门打开。⑦门边虽有四位巡警，但并未阻拦，学生“先到客厅摔砸，后奔西院摔砸后，就有在客厅用报纸汽油点起火来了”。由客厅起的火，烧向四方，“火起之后，章公使由地窨子内出来，学生见了，说那不是曹汝霖么!有一学生手[持]木棍就是一下，就将章公使打倒，众学生包围起来乱打，打的时候我未看见”。⑧ 根据1919年6月20日京师地方审判厅对曹宅管家张显亭、仆人梁润和李福三人所作的笔录，张显亭说，曹汝霖是下午3点多钟与章宗祥由总统府回家，学生4点多钟才到。当时“四个门有几十个巡警，里外都有巡警”。章宗祥是在东边院子被打，“跑出去了又打了一回”。当时有个东洋人中江丑吉在曹家。曹汝霖是“借别处的汽车坐出来的，我家的车已经打坏了”，“我主人未有被打。我们老太爷被打了几下，还有个乐家的少奶奶去串门子也挨打了几下”。事后曹家“有两桶汽油，只剩一桶了”⑨，由此判断是由汽油点燃报纸围屏。⑩梁润交代，下午4时，学生“由西往东打碎窗子进来，几人把大门开了，都拥进来了”，“汽车在院里搁着，我看守汽车，不敢往别处去，后来我见东边冒了烟，学生过来把汽车也砸了，我就跑了”(11)。李福的笔录称，“学生在门外砸不开门，把旗杆突进来，瓦都坏了，后来打烂窗子玻璃跳进来几个学生，开了大门，全都进来了，见东西就砸，电车也被他们砸坏，我就躲开了”，章宗祥“是有人扶他出来到小铺躲避，学生见了追进去”。他亲眼见“学生们拉章公使的腿拖了出来门外打”，“用砖头打章公使的脑袋”。东洋人趴在章宗祥的身上，学生才止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