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作为具有界标意义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纪念史上占据显要地位，这不仅表现为中共对青年节的积极倡设，还体现在对五四运动纪念的持久性。随着纪念史学的兴起，学界对中共五四纪念的历史探讨也日渐增多，但综观其成果，多聚焦于民主革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五四纪念的宏观解读，甚少细究中共建党前后至国民革命时期五四纪念的初步展开，且缺乏从话语与纪念演化视角的考察。①对话语的分析之所以居于纪念史的核心地位，是纪念行为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特性决定的。诚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M.Halbwachs)所言：“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且“须通过公众活动”才能“保持新鲜”。他强调，“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②这就道出了历史纪念话语的实质及价值。从这一角度看去，在中共成立前后以至国民革命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共党人对五四纪念给予高度重视，实现了五四纪念的奠基，并以话语自觉不断赋予五四纪念以新的意义，形成一套纪念的体系，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还发挥出民众动员的效用。对中共早期五四纪念体系形成及内在理路的分析，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与五四纪念的奠基 追溯中共五四纪念发端，需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评论说起。1919年5月18、26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文，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爱国自卫”和“觉悟”的体现，且提议“平民”以“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来“征服政府”。③对于“平民政治”的语义阐释，恽代英在7月8日致张景武的信中亦表示赞同，认为五四运动“可使平民注意政局之腐败，而生不满现在之思想，为革新之动机”。④五四运动对民众觉悟的影响，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得到生动呈现：“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⑤他们都为五四运动中民众联合的强力所感染。10月12日，陈独秀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演讲中，赞颂五四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一同参会的李大钊更强调五四运动系“排斥侵略主义”，并不只是爱国运动，“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⑥他还在《新生活》撰文，将“五四”提至与“双十节”同等高度来纪念，指出“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⑦就此而言，李大钊堪称中国五四纪念的最早倡议者与推动者。 与革命意义的阐释角度不同，瞿秋白重点从思想文化方面评说“五四”。11月21日，他在《新社会》发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浑然一体的主张：“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澎涨起来，虽然最初发动的时候，是受了外交上山东问题的激刺，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并声言“推广这种运动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⑧瞿秋白以提升“国民觉悟”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五四”话语，与陈独秀等人所推崇的“平民政治”、“民众联合”、“国民运动”、“人类解放运动”的“政治五四”语义看法不谋而合，其话语背后均指向对民众的动员。“政治五四”与“文化五四”的合流、交融，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五四纪念话语的生成提供了土壤，这在陈独秀为率先迎接五四周年纪念的演说中可得印证。 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作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说，指出五四运动与以往爱国运动区别在于“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而“牺牲的精神”是指要以“牺牲大而结果小”的青年精神来改变“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个“中国人最大的病根”。⑨此五四精神诠释，实为陈独秀新文化运动观的政治表达。就在演说20天前，他在《新青年》发文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活动、创造精神，如“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⑩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前者乃后者“影响到政治上”的体现，蕴含着民众动员的伟力。 除借文本与演讲进行话语阐释外，早期共产主义者还积极参与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集会。尽管北京政府予以严禁，但由于学生筹备得力，五四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如期举行，(11)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胡适等名流多以演讲刊文为奥援。(12)连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船经地中海时也开会纪念，林长民、王光祈等人还发表了演说。(13)因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拘的周恩来，在日记中流露出对五四纪念的憧憬之情：“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的。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为此，他还领导被拘代表纪念集会。集会于当日下午两点开始，由马骏报告一年来斗争经过。晚上，周恩来主持庆祝会，并与师士范表演清唱。其间，河南曲、八角鼓、评书、相声、滑稽戏等娱乐节目多有上演。(14)这种“苦中作乐”的狱中五四纪念集会，对周恩来、马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而言，可谓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