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新闻业是英美报业西风东渐的产物。中国知识分子在揖美追欧，求索民族启蒙和国家救亡的道路中，开始瞩目西方新闻业，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记者，并且在与西方报界的学习交流中不断推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进步。恰如民国新闻学者所指出，中国的新闻事业主要是以英、美、日为师(黄天鹏，1930：101)。然而，“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毛泽东，1991：1469)，这导致中西师生关系颇为微妙，“一方面尊师的风气仍在成长，另一方面反西的情绪也在发展”(罗志田，1999)。师生之间既融洽，又紧张，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欣赏，有时又彼此敌视，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极为复杂，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新闻业在融入全球新闻传播过程中，艰难地协调专业主义、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建构和发展既符合国际原则又切合本土国情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 本文主要探讨中外新闻记者在工作实践中如何进行合作、展开竞争，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中国记者如何协调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需指出的是，其一，本文所讨论的外国驻华记者主要是英、美、日三国的驻华记者。此三国不仅驻华记者人数最多，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而且英、美、日在政治军事等层面与华交涉最密切，也是对华影响最大的国家。其二，本文所说的外国驻华记者，既包括国际新闻机构驻华的外国新闻记者，也包括西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新闻媒体中所聘用的外籍新闻记者。因为，西方新闻媒体驻华记者经常从外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上获取新闻，并且外人在华报刊记者又经常兼任西方新闻机构驻华记者，两者的互动合作极为密切，交往流动极为频繁，形成具有共同特质的诠释社群(赵敏恒，2011：5)。其三，本文主要以民国前中期为研究时限。因为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外媒体与记者均因战争的深刻影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和特征，本文囿于篇幅，对此暂且不论。 此外，既往研究常将新闻专业主义限制在单个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考察其建构发展的历程，或者将新闻专业主义视为一个国家向另一国家的传播与移植，而本文将展示中外记者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形态与特征；其次，以往研究在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时，常将其置于某段战争时期或某个热点时刻来考察其紧张与冲突，而本文试图将其放在战时与平时、热点时刻与日常社会交织而成的全面的、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来检视其错综复杂的张弛嬗变。 一、同构新闻图景与共塑专业标准：中外记者的合作 (一)合力采写报道新闻：“他对我的帮助，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这些外国记者孤身一人，远涉重洋，来到人地两疏的中国，无论是从小就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憧憬的“中国迷”，还是后来名扬世界的“中国通”，初来乍到时，对中国都所知无几。正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鲍威尔(John B.Powell)所说，他来华之前“对于远在天边的中国……的全部了解，只是从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上很少几页的文字和并不正确的地图上获得的。”(约翰·本杰明·鲍威尔，2008：2)1928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刚到上海时也坦承，“对中国一无所知啊”(埃德加·斯诺，1984：2)。这些记者开展采写工作时首要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消息来源匮乏(The China Press，1936a)。除了依靠外国驻华军政官员、教会人士、新闻同业，以及在口岸城市深居简出的少数同胞之外，他们主要依靠中国记者的协助来建构通达广袤内陆、覆盖社会各层的新闻网。如1920年来华任《大陆报》记者的爱宝莲(Edna Lee Booker)，在上海外人社交圈中刺探消息游刃有余，但若独立采访“中国本土事务”则寸步难行，总是由她的中国同事，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李先生(Lee)作陪翻译(宝爱莲，2015：16)。而1926年首次踏入中国的阿班(Hallett Abend)追忆说，“回首我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由于语言不通，不时置身险境，再加上日复一日的极端恶劣条件，一切都显得眼花缭乱”，让人极为不堪。幸亏得到《广州英文日报》李才的鼎力协助，疏通关系，联系政要，阿班方才得以顺利完成采访报道任务。阿班对此感激不已地说：“他对我的帮助，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哈雷特·阿班，2008：14、27) 外国驻华记者的主要任务是报道政治新闻，尽管有些记者驻华日久，中文日熟，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但是由于民国政治“诡幻神奇，为世界之冠”(政之/胡政之，2007：288)。即使中国报人观之有时亦如坠五里云雾。恰如邵飘萍所指出：“凡政治无轨道之国家，事件之发展，每不可以常理预测。故为我国之外交记者则难而又难。”(邵飘萍，2008：52)外国驻华记者在观察和解读中国政局时更是难上加难。担任过多家外国媒体驻华记者的端纳(W.D.Donald)就对此充满困惑和抱怨，“中国的政治似乎复杂离奇，好像一团乱麻”(端纳，2013：5)。因此，外国驻华记者们积极寻求中国同业的合作，以帮助他们分析中国政府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和风云变幻的军政动态。1932年担任日本联合社上海支局长的松本重治就深切地感到，作为一个日本记者，对中国军政形势的理解非常有限。因此，在判断小道消息的真伪、评判新闻的重要与否以及预测时局态势动向的时候，中国专家的意见便显得至关重要。所以，除民国政要和社会名流之外，松本重治积极结纳萧同兹、程沧波、陈博生、董显光等著名记者和报人。他与曾经留学日本的张季鸾、胡政之更是交往甚密，并对他们两人的热忱相助十分感激：“我每次有事拜见张、胡两位时，他们总能抽出时间来。两人的意见都具建设性。”(松本重治，2005：1、65、79)不独松本如此，赵敏恒当时还观察到，“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在南京的日本记者都得雇用中国记者为其收集最新的政府动向”(赵敏恒，2011：34)。因此，许多外文娴熟的中国记者成为外国驻华记者争相结识的合作伙伴，甚至其中有些人在外国驻华记者圈子里比在中国新闻同业中名气大很多。如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大美晚报》中文版编辑的张似旭(Samuel H.Chang)，中英文具佳，在外国新闻记者圈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鲍威尔说：“原因是他经常有许多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闻提供。”(约翰·本杰明·鲍威尔，2008：324)而提到“浑身是消息”的赵敏恒，许多英美著名记者都翘起大拇指(肖沱，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