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10:03，Mac pro屏幕上显示着今天要阅读的第三篇文献。我盯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间隔，从机械接近性转变成电磁接近性”这行文字思考着……手腕上轻微、短暂的震动将我从Virilio的逻辑中拖了出来。华为智能手表警告我已静坐超过1小时，运动“三个圆环”才点亮了一点，今日步数也仅有1200。我把电脑移到橱柜上，心想站着看完这篇文献“站立圆环”就能闭合了。按了按因使用电脑触控板而酸痛的右手，转了转脖子，颈椎发出咯咯的声响。再读那行文字时发现要刚才的思路已然中断…… 这段文字是笔者尝试现象学经验取样法时所做的记录文档，其中却意外呈现了两种媒介对身体的拉扯：电脑需要我们保持坐姿静止不动，智能手表则希望我们站起来、走一走、运动一下。界面促成了用户的变形，每一种媒介在提升了人的某种功能的同时也要求身体为之作出相应的改变。2007年苹果发布了第一代iPhone，短短七年之后又推出了Apple watch以“拯救正在被手机毁掉的生活”。在媒介技术日渐构成生活肌理(texture)的当下，技术对于身体的规训似乎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智能手表的初衷是将人们从手机中解脱出来、将屏幕时间归还于人类，提供了一个回望电脑、手机对人类影响的“后视镜”，帮助浸淫其中的我们意识到媒介技术环境长久以来对身体的控制。 一、可穿戴设备的媒介逻辑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前院长钟蔚文曾指出，“我和我书桌上种种传播器物在此时此刻的相遇，乃是文明历程的缩影，其中隐含着两条交错发展的主线，一是生物繁衍的历史，一则为工具的进化史”①。德国媒介学者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发现留声机、打字机、电影等媒介技术改变了人类的思维结构和社会秩序，因此“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media determine our situation)②。当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座架”(gestell)时，身体自然也难逃被其“铭写”(inscribe)的命运。若将目光移至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媒介发展之开始，媒介物质性对身体的规训就自然浮现出来。媒介进化不仅塑造了人类的思维，也创造了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按照媒介学的历史观念，人类文明史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③。无论是“秉烛夜读”、“沙发土豆”还是“格子间动物”，“坐”成为媒介最见的身体规训成果。 媒介的数据选择、存储、处理决定着哪些身体部位与感官将被凸显，这意味着媒介在延伸人体某项功能的同时也要求身体为之相应调整。基特勒认为媒介是泛指广义上的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作为“技术和制度构成的网络，在这其中，一个既定的文化得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④。一种新媒介硬件或软件系统被用户认可并广泛使用的同时，其媒介逻辑也在这一过程之中规训着人们。那么可穿戴设备的媒介逻辑为何？传感器技术、表盘屏幕、可穿戴的伴随属性为身体的数据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数据存储、分析、可视化的应用系统则生成了一个数字自我。可穿戴媒介作为自我与数字自我沟通的中介，自我追踪与规训也就成为可能。 1.传感器与身体数据化 传感器是一个接受刺激信号并产生响应电信号的器件，在生物医学工程中用于监控、记录和输出人体与周边环境的电流、电位、电导、光学、温度等信号。⑤我们的物理实体(physical body)日益被笼罩于由各种数据组成的数据实体(data body)之中。⑥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认为，将身体作为传入与传出信息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20世纪传播与控制论的重要转变。⑦可穿戴媒介则将身体视为一个可以被扩展和增强的精密的机械，不仅分担了手机的社交通讯功能，还实现了对身体生物指标、运动行为、情绪状况的监测。 传感器的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使得用户可以将自身运动量、卡路里消耗、心率、血液、脉搏、睡眠等身体活动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身体的数据库。在自我与身体互动过程中，这些数据正架构着这我们感知到的“真实”。智能手表能让个体更清晰地感受到心脏跳动的节律，重新发现“行走”的状态。⑧血糖监测可穿戴设备的民族志研究也发现，媒介与身体的交互可以培养个体对血糖水平的内在敏感性。⑨可穿戴媒介通过收集、积累数据将日常习惯和身体实践可视化，并以此为基础反思、调节这些实践活动。⑩ 作为一种选择、存储和处理身体信息的“身体媒介”，38/42mm的屏幕以曲线趋势图的方式将身体内部不可见的运行状况呈现于人们面前，将身体内部不可见的身体器官变为可见。作为一种自我与物理身体之间的中介，可穿戴媒介邀请人们与新兴“数字自我”互动。但若将“身体”和“自我”的概念作为固定的有界实体，那么可穿戴媒介所引导与生产的“数字身体”则被视为一种挑战。 2.自我追踪与自我规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