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能否为弱势群体赋权？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产物，自媒体指为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形式，如微博、博客、论坛、微信(群)、微信公众号、个人网站等。一种普遍的期待是，自媒体带来的媒介近用有巨大潜力，可以促进信息平权和社会公正，推动制度建设与救济，改善社会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2013年2月至2019年3月，笔者以珠三角地区代工企业内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考察对象，以赋权作为理论框架，围绕该群体怎样运用自媒体赋权，赋权效果如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历时考察。 赋权是指边缘群体重新获得(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的过程。①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后，16周岁以上，学历在大专以下，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该群体人数近1.5个亿，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选择珠三角为研究地域，源自该地区鼎盛时吸纳了超过8000万的农村户籍外来工人，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又多工作于各代工企业的流水线上，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未受到应有保障，主要表现为超时加班、无劳动合同、低工资和拖欠工资、工伤和职业病。②近十年来发生过多起引发各界关注的罢工和群体暴力性事件，其中自媒体扮演着信息传递、情绪发酵等重要角色。 研究遵循赋权的过程、结果分析框架，将赋权的效果评价分为个人层面的意识觉醒和能力拓展、人际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源获取和社会资本提升、社会参与层面的集体行动。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媒体赋权嵌入在“劳工三权”的实现和运用过程当中。“劳工三权”即组织和参加工会权、集体谈判权、集体行动权。劳资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在双方的长期博弈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与掌握强大经济和社会资本的资方相比，单一的劳工个体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要改变这一悬殊的力量对比，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结构的公正、稳定与平衡，必须发展和保障“劳工三权”。本文关于该群体自媒体赋权格局与宏观结构性力量之间关联的探讨，也是以此为切入视角。 在研究方法层面，赋权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自身强调的研究方法是重视情境、个案和历时性。根据赋权的模式、所研究对象的主体和情境，笔者从类型学角度将个案划分为8种，具体见表1。 表1 新生代农民工自媒体赋权个案类型
| 情境 | 日常生活 | 突发性事件 | |
| 主体 | |
| 模式 | |
| 主动 | 外力推动 | 个体 | 个体日常主动 | 个体突发性事件主动 | |
| 个体日常外力推动 | 个体突发性事件外力推动 | |
| 群体 | 群体日常主动 | 群体突发性事件主动 | |
| 群体日常外力推动 | 群体突发性事件外力推动 |
在从个案到结论的构建方法层面，采用的是笔者称之为“综合后的”扩展个案法。本研究的基础材料来自不同情境下的个案考察。个案研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已有的四种主要个案处理方式——超越个案的概括、个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中，扩展个案法从有关国家、经济、法律秩序等已有的一般性概念和法则开始，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所形塑。③因此，笔者采取在宏观社会权力结构视角下，把课题中出现的各个具体个案，视作一个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自媒体赋权不同面向的综合个案，藉由扩展个案法做出议题的格局演变和成因构建。④ 在研究资料的具体获取方法上，采取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以质化为主，包括：1.个案研究；2.深度访谈；3.焦点小组；4.非参与式观察；5.问卷调查；6.网络民族志；7.文本分析。 一、声势渐弱——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自媒体赋权的格局演变 在个体日常生活情境下，从对该地区4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果⑤看，他们普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微博、QQ等自媒体，呈现出一定的增权效果，主要体现在权益信息和工作机会获取、人际交往范围扩展和已有人际关系的加强，但在社会参与层面的赋权效果并不明显，表现在对社会公共事务较为冷漠、有关群体利益的行动参与意向欠缺、群体共同体意识淡薄等。如果严格按照赋权概念的内涵，这种并非意识到自媒体的赋权功能而主动采取特定目的的使用行为，更多属于接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服务，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而非自觉行为，这确实会带来一定的赋权效果，但本质上属于对所有使用者普惠的技术红利。而且，这一技术红利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产出并不一致。多个国家关于数字鸿沟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低的网民更倾向于将互联网作为娱乐载体，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网民则更多将网络用作资本积累的工具。⑥笔者在调研和访谈中得到的普遍反馈也是如此，该地区研究对象群体中的大多数个体将互联网定位为娱乐工具而非学习机遇，他们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各种算法加持的娱乐资讯裹挟下，成为自媒体运营商流量的贡献者，也陷入了“饿不死，富不起”的新贫困境中，继续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 这种缺失意识自觉的自媒体使用状态，也是作为主要外力的民间劳工组织，推动个体日常生活情境下自媒体赋权很难奏效的主要原因。2013年2月至2015年4月，深圳民间劳工组织ICO利用从联合国获得的20万美元资助，在珠三角地区展开工人互联网教育赋权项目，对1000名16至24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培训，以使该群体学会利用社交媒体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及发展能力，实现“青年赋权”和“权利保护”。但笔者的跟踪调查表明，一半学员在培训结束3天内停止微博更新，四分之一的学员只在被培训当天发了微博，至取样前(项目结束后一年半时)，所有学员均已停止微博更新，所发内容更是与劳工权益声张相去甚远。对此，ICO创办者，同样也是项目负责人的L博士自评不及格。⑦当然不能把原因完全归结于个体的不思进取或懵懂无知，“工厂政体”对工人行动方式和能力的塑造作用，在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生产的政治》一书中已有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