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话语分析是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具有丰富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路径。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自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于2003年翻译出版以来①，媒介的话语分析方法逐渐为研究者所熟知，并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研究当中。然而，国内的媒介话语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理论视野比较局限，对于话语研究内部丰富多样的研究进路涉及不多②；二是不少文章仅把话语分析当作技术性的操作工具，而缺乏对背后的理论意义的深入理解；三是不少研究还存在话语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混淆的现象。其后果就如学者刘建明所指出的：“当下的话语研究，大都把语言、概念同话语混为一谈，以语言学冒充话语理论。从话语规则、话语权、新闻话语到话语分析，国内外发表的成果可谓层出叠现，但多为乔伪玄虚之论，弥漫一派浮华气息。”因而，他认为我们需要从探析西方话语理论的源流开始(尤其是巴赫金和福柯的话语理论)，梳理和探讨话语理论的真义和范畴，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话语的特征与本质③。 事实上，从国外话语分析的探索历程来看，话语分析方法在每个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关的话语理论的支持。按照埃塞克斯学派(the Essex School)学者雅各布·托芬的观点，话语分析的理论已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代话语分析依托语言学理论，它们将“话语”界定为大于句子的文本单位，主要关注口头或书面文本的语义；第二代话语分析主要从福柯的理论出发，将“话语”概念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语言实践，尤其在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中得到具体的展开；第三代话语分析正在发展之中，它特别受到拉克劳和墨菲等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的启发，将“话语”理解为所有社会现象(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社会实践)的表征，尤其强调意义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偶然性，并着重关注意识形态的话语斗争和话语接合实践的研究④。 这三个阶段的话语分析进路都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语言学的话语分析进路以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来探究媒介话语的特征，代表作有罗杰·福勒的《新闻中的语言》⑤和艾伦·贝尔的《新闻媒体的语言》等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进路着重将媒介话语的生产、文本与接受置于媒介组织和社会权力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代表作有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⑦、诺曼·费尔克拉夫的《媒介话语》⑧，以及艾伦·贝尔和彼特·加勒特主编的《媒介话语的进路》等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进路近年来方兴未艾，批判传播学者将其应用于媒介场域中的多元话语建构与争夺的分析，涉及新闻生产、受众参与、媒介文化等多个领域⑩，并力图开辟出“批判的媒介政治学”的新方向(11)。比较而言，第三个进路的话语分析尚未得到国内传播学者足够的认识。特别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更多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引起关注(12)，而在传播学领域，只有个别学者对其理论概念有所提及(13)。 后结构主义路径的话语分析的兴起，虽然并不意味着语言学的话语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的终结，但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确实体现了值得关注的新思路。就媒介的话语分析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长期聚焦于媒介文本的结构分析，对于媒介文本的生产过程与接受过程的分析则较为匮乏(14)。这种“缺口”不仅是由于研究操作上的困难，更根本的原因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既有的媒介话语研究对“话语”的理解仍然局限于语言和图像的文本结构，因而难以涵盖更丰富多变的社会表征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分析。为此，有学者提出大写的“Discourse”和小写的“discourse”的区分，前者更强调宏观的社会语境和文本，而不限于语言学意义的语境和文本(15)。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路径的话语分析对“话语”的界定无论在文本还是在语境的层面都大为拓展，并且更为灵活，进而也为其方法论和操作方法的更新提供了更多的探索方向。 另一方面，在当今全球传媒领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政治话语风云变幻；同时，新传播技术推动的媒介变革也引发了元新闻话语的重构和受众参与活动的多样化。这些政治文化与媒介形态的变迁都为话语研究带来新的课题和契机，而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指导的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在处理这些宏观问题时尤其具有独到的解释力。2019年2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以“话语理论：前行的方向”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正是以该话语理论为讨论的焦点，从批判和建构的视野反思如何将话语理论运用到社会、政治、传播和媒体分析当中(16)。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引介国内传播界尚不太熟悉的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对该话语理论的基本思路(包括社会本体论、政治身份理论及激进民主理论)进行梳理，并评述从该理论视角展开的媒介与文化领域的话语分析逻辑，尤其是批判的政治话语分析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国内媒介话语研究进一步拓展理论和方法论视野及开辟新的思路。 二、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要义：从漂浮的能指到话语的政治 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年生于阿根廷，2014年去世，曾在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任教。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43年生于比利时，如今仍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在他们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下称《领导权》，1985年首次出版，2001年再版)之前，拉克劳已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1977年)，墨菲出版了文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由于拉克劳和墨菲共同撰写了《领导权》一书，他们都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开创者。在《领导权》之后，他们各自继续在政治哲学领域探索，其后的代表作有拉克劳的《论民粹主义理性》(2005年)、墨菲的《民主的悖论》(2000年)、《政治的回归》(2000年)、《论政治性》(2005年)，等等。虽然他们的具体研究兴趣有所差别，拉克劳和墨菲仍经常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和话语理论领域中的亲密合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