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0)01-0090-10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成就，也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精神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日益突显出其文化价值和重要意义，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实际问题和学理问题，必须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充分，甚至相当长时间内几近空白。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纯思辨的领域，而是一个必须有坚实史料支撑的具有文本实证性质的理论与史料相结合的研究课题。 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资料挖掘和整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多见，主要在于对被掩埋或遮蔽的历史资料发掘不够。这些资料从逻辑和学理上可以归为四类：第一类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在哲学思维、理论内涵等学脉理络上探讨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内在关联、共同之点和相似之处，以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因素，等等；第二类是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经典作家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直接论述中探讨二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挖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中国文化观或中国观；第三类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欧洲文化背景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隐藏在欧洲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指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萌生的文化土壤；第四类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在跟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方面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渗透，使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从而提升了中国固有文化的现代性，对建构当代中国的各门具体学科和学术机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就第一类资料来说，国外学者的研究早于国内学者，见识也多于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旁观者清”这一规律。已知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如下数种：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T.M.Needham)的《四海之内：东方与西方的对话》(1952)；美国学者窦宗仪(Dou Zongyi)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1993)；德国学者皮特·奥皮茨(Peter J Opitz)的《从儒学到共产主义》(1968)、《毛主义》(1972)、《中国的巨大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运动》(1972)、《龙之子：中国从儒学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1974)、《天道：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精神形态》(1999)；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m)的《毛泽东的思想》(1990)；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982)；美国学者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2005)；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2013)，等等。这些国外学者的著述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和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就第二类资料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亲笔著述提供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同时这类资料还应包括研究马恩论中国的相关著述。众所周知，马克思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半步，但他终其一生都关注中国问题。这不仅从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约20余篇重要的有关中国的专文、专论和述评中可以发现，而且从他与恩格斯的大量通信中也可以看到。尤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马克思对中国的事务高度重视，先后写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国记事》等重要文章。在马克思的其他著述中，也有关于中国的零散议论或“只言片语”。在马克思的笔下，提到中国哲学、中国的皇帝、孔夫子、中国的官吏和中国的劳工，基于当时欧洲社会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对清王朝统治下保守和落后的中国社会不乏一些负面的评价和尖刻的批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论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资料除见之于中译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外，据推测在未译出的德文、英文版的著作和手稿中一定也会有。其根据是：马克思有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中国问题，他每天都在阅读这方面的资料，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还不断催促恩格斯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当然，这方面的外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有一定难度。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讨论中国的材料，由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97、2015)只是从中译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辑录出一批文献，而更多的马恩的原著和手稿有待挖掘、整理和翻译。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在最初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被删除了①，而且被删除的部分基本上已经遗失，很难补救。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是在早年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这可能是由于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至19世纪初尚有余温的缘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直接的碰撞和相互融合，这方面的论著不算少，但比较凌乱，缺少系统的梳理，对此只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加工，才能夯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坚实的资料平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2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日益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总体上研究二者关系的著作也开始零星出现，如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1994)、崔龙水著《马克思主义与儒学》(1996)、张允熠著《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1998、2015)，张建新著《儒学与马克思主义》(2003)等。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寥若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