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将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之年(公元前660年)定为“皇纪”元年，亦即日本纪元元年。1873年，明治政府又在太政官布告中规定每年的2月11日为纪元节，届时全国放假，并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①依照这一算法，1940年正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为庆贺这一“百年一遇”的重大时刻，日本决定于该年11月10日、11日举行规模盛大的庆典活动(以下简称“纪元庆典”)。围绕这一纪念节日，日本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贺活动，各殖民地、占领地也都被卷入其中。 关于纪元庆典的研究，日本方面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对庆典确立过程的研究，如古川隆久《围绕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事业的政治过程》②；(二)对庆典具体内容的研究，如寺内直子《〈治乱太平〉的回响：纪元二千六百年新作舞乐〈悠久〉与〈昭和乐〉》③；(三)对不同地区参与庆典情况的研究，如仓真一《大阪枚方游乐园开办之日向博览会：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与地方·报社·铁路公司》④；(四)对庆典中重要人物的研究，如西尾林太郎《贵族院议员阪谷芳郎与“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事业》。⑤整体而言，日方关注的主题有逐步细化的趋势，研究范围多限于日本国内，对日本以外的情形鲜有论述。台湾学者蔡锦堂以古川隆久的专著《皇纪·万博·奥林匹克》⑥为基础，详细梳理了纪元庆典期间日本与台湾地区的相关活动，并揭示了其间民众生活的艰辛。作者指出：“行政当局利用纪元二千六百年此一机会，试图展开令[另]一波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但却又交织纠葛着人民生活物质与经济遭受统制的战争非常时局的矛盾情境。”⑦肯尼斯·鲁夫(Kenneth J.Ruoff)则将研究视野从日本国内延伸到朝鲜、中国东北等地区。通过对庆典前后日本人“圣地观光”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主义的研究，鲁夫质疑了1940年的日本处于“黑暗年代”的流行说法。在他看来，此时的日本没有走向衰弱，而恰恰处于近代性的顶峰。⑧蔡锦堂与鲁夫的研究范围与论点并不相同，但他们的关注点则是一致的，即纪元庆典中所折射的战争动员与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关联问题。 然而，以上研究均未关注到全面抗战以后中国沦陷区参与纪元庆典的情形。不同于台湾和朝鲜直接受到日本的统治，也不同于中国东北地区已被日本经营多年，沦陷区虽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但毕竟还存在着伪政权这种特殊的政治组织。那么，中国沦陷区是如何因应日本纪元庆典的?与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相比，又有何异同?本文首先分析时人对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认识与理解，其次考察不同沦陷地区参与纪元庆典的具体行动，最后通过对比日本统治的其他地区揭示中国沦陷区参与纪元庆典的特殊性所在。 二、被表述的“二千六百年” 最早记述日本第一代天皇事迹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籍，其中的信息自非确切无疑的史实。然而对近代日本来说，这并不重要。黄东兰指出：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确立，民族—国家叙事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关于大和王朝起源的神话传说，以及江户时代具有神话色彩的国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天皇谱系为中心的皇国史观”。⑨在纪元庆典中，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表述，都严格遵循着这一“以天皇谱系为中心的皇国史观”。 纪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记录委员会是设置于日本内阁的重要机关，专门负责整理、记录纪元庆典的筹备与具体活动等事宜。在《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之意义》一文中，该委员会对纪元庆典的意义进行了非常全面的阐述。开篇首句该委员会便说：“充满光辉的纪元二千六百年实表现我悠久之国运。”⑩而这“悠久之国运”则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因此，文章反复强调纪元庆典不是一次简单的庆贺仪式，而是为了“尊崇国体”，从而“显扬惟神之道”。(11)“国体”一词在战争时期的日本受到特别的重视，它可以理解为“以众神之后绵延不绝、万世一系的天皇家系为中心，并以天皇家系为信仰核心的概念”。(12)在“尊崇国体”的前提下，官方对于日本二千六百年的阐述自然是完全统一于“皇国史观”之下，而那些非官方的表述也同样受到严格的束缚。 纪元庆典前后，日本方面的不同组织或个人撰写了不少日本历史的著作，并翻译成中文传到中国。不仅如此，中国沦陷区内也有类似的举措。(13)其中，大川周明的著作最受关注。大川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1911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毕业，后在满铁任职10余年。其间，他先后创建右翼团体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对内主张军部法西斯主义独裁，对外鼓吹大亚细亚主义。(14)战后他是甲级战犯之一，战时则为声名显赫的学者与作家。1939年7月5日，他的《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由东京第一书房初版初印，短短半年内，第一书房就连续加印18次，共21.7万册。其在日本受欢迎程度之深与接受范围之广便可以想见。(15)就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中国的南北两地也分别对该书进行了翻译。南方有上海的《兴建月刊》和《政治月刊》连载该书的中文版(16)，全部译出共耗时四五百日(17)，随即于1941年7月由政治月刊社以“政治丛刊第五种”的形式推出单行本。北方则有北平的《新民周刊》自1939年第40期起开始连载中译版。(18)可见，此书不仅在日本被广泛接受，在中国的沦陷区同样有其传播的渠道。因此，本文将以大川周明的著作作为分析纪元庆典时期日本精神形态的重要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