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0)01-0103-11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以“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奋起抗击作为中国全面抗战开端的观点，基本上已成为一种共识。由此，逐渐形成了“全面抗战”“全国抗战”“全国性抗战”“全民抗战”“全民族抗战”等一系列的概念。对于这些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著述中，随着书写语境的变化，或是为了着重表达中国抗战某一侧面、时空或主体特征，会根据其适用性加以择用，从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呈现出有关概念择用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表现了人们对中国抗战认识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性质的复杂性。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党派或政团在择用有关概念时，也表现出了对中国抗战局面发展趋势、性质的不同研判与认识，以及党派之间对抗战认识主导权的争夺。 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研究者必然面临概念择用的问题，这反映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认知立场。所以，有些历史概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语境中，会被赋予超出学术研究范畴之外的政治内涵。就对中国抗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判断与表述而言，从战争爆发伊始以迄于今天，“全面抗战”一词，是最有适用性的概念，在不同的研究者或观察者的话语环境中，往往都会被加以择用，并被塑造成内涵最具弹性、意义也最正面的对中国抗战的总体表述，并进而引起了有关概念及其所表达主张的政治考量；另一方面，“全面抗战”作为表述中国抗战最为适用的概念语汇，成为几乎所有关注中国抗战问题的人们用来指代自“七七”事变爆发至日本投降这一阶段中国抗战历史的最常择用的词汇，也反映出了人们有关中国抗战宏观认识的一种共识。 随着抗战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以及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学者对有关抗战史书写概念适用性的思考与论证也逐渐展开。这对深化人们的认识、把握历史的本质无疑是有益的，也必将会对抗战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重新审视历史概念的运用，甚而打破某些长久以来形成的人们有关中国抗战历史的共识，或者否定某些带有共识性的表达，却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或困惑，进而可能会对正常的抗战史研究与书写产生某种程度的干扰。 近几年，曾有多位学者对“全面抗战”这一概念进行过研究，这可能是抗战史研究领域内概念史研究中最早展开的话题。2015年杨鲁发表《“全面抗战”等军语的提出及其在抗日战争的重要作用》一文，指出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创造并发展了诸如“全面抗战”“持久战”“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战略防御”“游击战”“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等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军事用语，“这些军语充分发挥了摹写抗日战争现实、统一国内各方认识、引领抗日军民行为、促进军事理论创新等重要作用，深深影响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p53-57)杨东曾发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概念话语表述》一文，从中共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表达中梳理了这一概念的迁衍及在这一概念运用中所展现的中共的话语逻辑、行动逻辑与政治逻辑。[2](p112)另外，也有学者著文对“抗日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认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并进而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认为，目前学术界“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党史、军史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这实际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把全国抗战和全面抗战混为一谈了。”“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即不同抗战阶段的抗战地域的不同。中国14年的抗日战争，包括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的局部抗战和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的全国抗战两大阶段。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抗战主要是在包括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而1937年至1945年的全国抗战则是在包括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地区展开的。”“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二者的根本区别是指参加全国抗战的成分不同，实质是指依靠人民群众还是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抗战。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主张打一场人民战争；而国民党政府则是主张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因此“‘七七抗战’(卢沟桥抗战)是中国全国抗战的开始，而不是全面抗战的开始。”[3]此外，在抗战史研究的实际工作中，有些专家在审读有关抗战史研究成果时，也坚持主张应严格区分“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认为“七七抗战”不能表述为“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只能写成是“中国全国抗战的开始”，等等。 本文即拟考察以往有关抗战史研究与表达的代表性著作中对“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等概念的使用情况，借以勾勒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研究范式和不同的语境中的择用与适用及其表达出的研究者主体的认知异同等，进而谈谈笔者一点粗浅的看法。 毛泽东关于“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到1937年底这一时期内，他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确实有着较为明确的区分。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撰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是指：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毛泽东在文章中号召一切爱国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个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4](p5-6)[5](p343-351)毛泽东在此文中提出的这些看法与主张，基本上是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在抗战时期对中国抗战两种方针、两种路线和两个前途的看法与主张的第一次完整表述。这里提出的第一个方针、第一套办法，也正是稍后不久形成的、并且在此后短时期内在中共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全面抗战”概念的初始内涵。一个月后，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种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宣传提纲。在宣传提纲中，毛泽东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特别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在这里，毛泽东明确使用了“全国性抗战”这一概念，也即是他把“七七”抗战表述为“全国抗战”的起点。[4](p15-16)[5](p352-358)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也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其能否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全面接受、能否在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彻底实现，在中共的语境中，在稍后一段时间内，被看成是中国抗战是否发展成“全面抗战”的标志。后来的有关抗战史研究中，“十大纲领”也被看成是“全面抗战”这一概念的主要内涵。9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对于抗战的总体战略，毛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个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战的性质是“全国性抗战”，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并不承认当时阶段的中国抗战是“全面抗战”，而只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很显然，毛泽东的几次报告，已经开始并逐渐地形成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两个抗战路线的表述，也开始显示出“全国性抗战”与“全面抗战”等概念择用在毛泽东的论述中的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