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关系框架下国民政府外交重心的转移(1937-1940)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自力,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州510631);蔡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23)。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本着“世界战争”和“国际解决”理念,其外交兼有战时特点和战前惯性,侧重联英、联苏。1938年10月起,美日在亚太冲突加剧,美国对援华制日开始抱积极态度,而英国在欧洲持续受压,不断对日本妥协。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外交中的英美主从关系,战时外交呈现英苏美并重的多元化格局。1939年8、9月间,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欧战爆发。为加入英法阵营,使中日战争与欧战同时解决,国民政府一度考虑对德国宣战或撤使,但在国际局势极不明朗的情形下,决定不公开地选择“英法路线”。在此过程中,美国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民政府不仅以美国作为决定欧战政策的“标准”,更将之确定为外交的新重心。1939年后,美国明显加大援华制日力度,呼应及巩固了国民政府“首重美国”的外交决策,也使英苏两国相应退居中国外交“第二线”。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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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也被牵入更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在中日战争前期,因应结交“与国”及选边站队需要,国民政府不断调整外交重心,改变外交投放重点,并于1939年欧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以美国为战时外交之重心。树立外交的中心或首要“与国”,是为了在战时众多外部因素中找到突破口,也是中方始终视中日战争为“世界战争”的结果。其时,国际局势极为动荡,德意日三国经过1936年的德意、德日协定,到1937年11月迅速集结为法西斯集团,而反法西斯阵营迟迟未能成型。两大阵营的发展、定型虽有其一定的方向性,也常有逸出此一方向的反常和反复,中国战时外交重心的转移即在此复杂背景下展开。

       关于中国战时外交重心转移,过去许多战时外交史研究已提及。此类研究多基于双边框架或中方视角,相对孤立地看待中国与某个大国的关系及中方的政策输出,不大考虑其他大国的角色及中外之互动。实际上,中国不可能跟某大国单独打交道,英法美苏德诸大国之间、欧洲与远东之间及中外之间是互相牵制和影响的,基于双边或单边视角的外交史难以反映“世界战争”背景下中国外交及国际局势转变的复杂性,也使战时外交何时确立以美国为重心,此前是联英、联苏还是以英美、欧洲为重,英、美之间有何区别等具体问题,未得到认真梳理和讨论。①本文尝试建立“多边关系”分析框架,把英法苏美德等多个主要大国置于同一进程和场景之中,动态评估他们在中国战时外交的相对位置变化,同时考察国民政府如何因应列强激烈博弈的国际环境而作外交重心的调整。

       一、抗战初期的外交惯性:联英与联苏并行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列强因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而不断分化、重组,在冲击“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的同时,逐渐形成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和英法集团,分别扮演上述体系挑战者和维护者的角色。美苏两国虽孤立于或被孤立于“局外”,但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十分重要。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全面侵华为国际格局的演化增添了新变数。基于对国际大局演变的研判,国民政府自大战起即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单纯的两国之争,而是“世界战争”。早在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强调中国抗战“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②已发其端绪。8月30日,蒋介石拟定“战时外交方略”,指出:“一、此次中国对日抗战结果,不仅影响东亚局面,并有牵动世界大势之可能。二、中国单独苦战不能为无限之支持,亦不能中途弃战求和,势必从世界大局上寻求出路。”③再次确认抗战应定义为“世界战争”。中方广泛寻求“与国”,并利用“世界大局”变化使中日战争的“国际解决”成为必然选择。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全面应战,其外交开始展现“战时外交”的特点,而仍留有战前外交之惯性,表现为以联英与联苏为中心。上述“战时外交方略”认为:“中日战事苟有影响欧洲大局之可能,则操其枢纽者,全在英国”。④把英国视为中日战争与欧洲大局之“枢纽”,就是战前国民政府追求“联英”的延续。早在1934年2月,蒋介石已提出“联英”,称“外交如非与英有切实合作联络之可能,则无成功之希望”,并有“重英轻美”之语。⑤同年底,蒋考虑亲访英国,⑥寻求中英合作突破。1937年3月,蒋系统反思中国外交,仍希望与英彻底合作。⑦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外交,英国占有突出地位。

       最初,国民政府希望英国等西方列强调停战事或制裁日本。7月21日,蒋介石约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Knatchbull-Hugessen),指“调解中日事件,此为最有效之和平方法”,希望许“特别努力,促其实现”。⑧但英国处处强调必须英美联合行动。7月中下旬,中方两次向英国提出“借机”或“购机”,均遭拒绝。⑨7月20日,英国外相艾登(R.Anthony Eden)向美国提到只有英美坚定、主动,才能阻挡日本。当美方回以英美可共同对日禁运时,首相张伯伦即指示艾登不要理会。⑩8月26日,许阁森在沪宁公路被日机炸伤。蒋介石预料“此事必于我无损,而于倭不利,或于全部战局有关”。(11)结果证明蒋太乐观。此时欧洲英意关系紧张,意大利通过支持西班牙佛朗哥军队,牵制英法。9月3日到任的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R.Leslie Craigie)即以英国利益面临“潜在双线威胁”为由,认为以任何方式支持中国都将不必要地引起日本敌意,对中日战争应严守中立。(12)

       同一时期,相比英国的冷淡,美国的表现更加冷漠。7、8月间,英国几次向美国提议联合调停,均遭美拒绝。(13)8月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美国“完全不干预,拒绝任何集体行动”。(14)蒋介石怒斥“美国态度恶劣,而且变为毫无骨格之国”,总统罗斯福“应任其咎”。(15)蒋托人转告美方,他对美国不与英国合作调停战事“深感失望”,“希望美国能维持自身在太平洋的地位并维护该地区的和平”。(16)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也批评美国断送列强集体干涉的可能:“此次中日战事发生后,列国舆论可谓一致同情于我,徒以美国政府丝毫不愿采取干涉态度,遂致态度较为积极之英、俄、法诸国亦不采取任何共同干涉手段。”(17)10月,美舰“帕奈”号在南京下关被日机炸沉,陈铭枢认为“将引起国际重大变化”,“英政府商请美政府派巨舰协同开赴东方,向日本示威”。(18)但陈的预测同样过于乐观。美国拒绝英国提出的两国联合示威提议,(19)事件在日本道歉、赔偿后很快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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