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F129；K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1798(2019)-06-0008-11 1986年，关于改革路径的选择存在两种思路：一种主张推动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整体配套改革，一种主张继续实行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局部试验，决策也在两种思路间摆动。年初提出“价、税、财联动”的设想，并组织力量进行方案设计，这是20世纪80年代最接近实施的一次顶层设计，然而到了年底却被搁置。与此相联系，对于过渡阶段要不要争取一个较宽松的经济环境，看法也出现分歧。年初推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因担心经济增速下滑太快而放弃。在决策层产生一种认识，认为改革初期企望宽松环境过于理想化，准备在一个紧的环境下保持高增长和推进改革，通货膨胀从1987年下半年起更趋严峻了。关于这次价、税、财改革问题，目前还没有见到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只有当年参与其事的经济学家如安志文、吴敬琏、杨启先等人的口述涉及到这个问题。关于为什么“价、税、财联动”方案被放弃，大体有三种解释：一是担心风险不可控，二是部门利益协调难，三是另有政治上的原因。本文根据现有材料包括口述史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一系统梳理，并尝试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整体推进还是局部试验? 1986年年初是一个活跃的时间节点。笔者当年走访了10多个研究机构和综合部门，了解到各个研究机构和不少部门都在热议下一步如何改革问题。对于改革的路径选择，存在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以价格改革为重点的整体配套推进的思路，一种是以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局部试验的思路。 对于改革初期过多地诉诸微观试验的做法，一直存在批评意见。很多国外专家一开始就表示不理解。1980年，第一次来访的西德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就表达了这种忧虑，认为这样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在1982年7月召开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即“莫干山会议”)上，所有参会的东欧专家强烈建议“一揽子”的方法。后来，他们考察了几个城市后部分改变了看法，认同中国的渐进改革方法，但同时提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上，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有条件地认可双轨制，称双重价格是一种过渡的桥梁，但双轨制不能存在太久，否则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则强调，虽然中国的改革不是短期能够完成，但是实现市场灵活形成价格的改革却不应拖延，应当尽量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在不太久的将来推出以价格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包括税收、工资、汇率和利率改革。① 在国内经济学家中，薛暮桥主张尽快推进价格改革。1984年，在做上海战略规划时，薛暮桥拿来美国经济学家拉迪的一篇短文《现在是中国价格改革的最好时机》。他非常欣赏这篇文章，认为，价格如果不能够反映供求关系，经济是弄不好的。但他强调一条，价格改革一定要在总供给与总需求比较协调的状态下才能进行。薛暮桥对两种做法非常有意见：一是不搞价格改革，二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他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错的。② 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邱树芳、刘吉瑞给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写报告，批评“双轨制”造成计划内产品纷纷流到计划外，而计划外部分又层层转手，大量国家财富落入私人和小集团的腰包。“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过渡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会导致改革的夭折。他们认为，改革必须整体规划、一揽子全面推进，而不能试验摸索、局部推进。③这封信得到回应，认为搞一个总体设计，有利无害。6月，国家体改委抽调人员组建了研究总体改革规划小组，由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等执笔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上报。④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有点道理，没有把握。”⑤ 另一位强调整体配套改革的经济学家是吴敬琏。他在1985年7月15日讨论“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上提出，经济改革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市场以及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方面改革要同步前进。他引用科尔奈的概念，质疑单靠“简政放权”是否就能搞活企业，认为“松绑放权”只能解决把企业管理得太死的问题，但不能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竞争性市场，企业没有竞争压力，“松绑放权”以后只会造成负盈不负亏的局面。不具备竞争性市场等外部条件，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他建议，改革必须在经济体系的基本环节上有步骤、配套地进行，重点放在价格改革和竞争性市场方面。⑥ 1985年12月2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六五”经验研究小组撰写《“六五”时期经济发展经验的初步研究》，质疑地方分权的改革模式，将其称之为“行政性分权”，认为造成目前经济中诸多漏洞和不协调，除了改革没有配套同步进行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行政性分权。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加强了“地方所有制”。从1984年开始在五个主要工业部门实行的投入产出包干体制，也带有以“条条”为主的行政性分权的性质。这使得地方和部门各自为政和互相封锁的现象滋长起来。1985年连续开了四次省长会议打招呼，说明条块分割达到严重损害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地步，很难再往前走了。1986年年初，这份研究报告作为参阅文件摘要印发全国计划会议，引起不小的反响。⑦1986年1月25日，吴敬琏当面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提出“以改善宏观控制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改革”。他建议，在经过周密准备后，在1987年年初将企业、价格、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改革“互相配套地推出”。其中特别强调，生产资料价格的问题最为突出，建议近期区别不同产品，“采取多价联动、价税联动”的方式进行改革。建议由国家体改委组织中期配套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综合论证。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