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12-0022-10 英国具有相当发达的情报系统，除外交情报系统之外，还有一个隶属军方、名为情报处(Intelligence Bureau)的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情报处在华设有分支机构，与英国驻华使领馆之间存在业务上的合作。①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情形，英国外交情报系统有着比较详细的记录。根据英国外交档案，学界认为，自1918年起英国情报部门就详细记录了苏俄不断派人来华的情况②，如对波波夫(M.Popov)、李泽洛维奇(J.Lizerovitch)及李汉俊等人的监视③，以及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观察及评判，这些对于从域外视角切入中共建党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总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在华初期传播研究领域，尚未有专论涉及英国驻华情报部门的分析及应对，本文将对此作一尝试。 一、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东方计划》 1917年10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宣布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与德国缔结和平条约。此时，北京政府已经对德宣战，与英、法等国同处协约国阵营，俄、德单独谈和使中日两国有可能从军事上直接面对德军，这对双方都构成了一种压力。1918年，中日缔结共同防敌协定，北京政府进而出兵西伯利亚。在此国际关系背景之下，英国担心俄国革命会在中国引起连锁反应，进而爆发革命。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努力在全球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导各国建立共产党。其实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中国国内已经出现形形色色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报刊，他们中间有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国民党人。④现有研究认为，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未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外，许多共产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多少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他们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⑤。 五四运动前，英国外交情报部门对中国政治形势进行了评估，并未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视为需要特别重视的力量，也不认为五四运动是布尔什维克直接策划的。当时英国驻华情报处设在上海，由邓海姆(G.C.Denham)负责，秘书为布莱伯恩(A.D.Blackburn)。在情报处1919年3月27日的例会报告上，第一条记录是一份已经被证实的消息，即布尔什维克将于3月底在上海开会，目的是在西伯利亚组建军队，并在中国、日本、美国宣传布尔什维克。情报处得知，四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已经自鄂木斯克启程赴上海。⑥4月26日，在向英国外交部汇报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发展情形的报告中，驻华公使朱尔典(J.Jordan)给出了总结性意见，认为“中国是布尔什维克传播的荒漠”⑦。 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在得悉巴黎和会上中国直接收回山东权益的要求遭拒后，于5月3日发表公开电，要求政府训令中国参会代表不得签字，“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定于“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⑧，号召各界同时举行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的全民风暴已经酝酿。 5月4日下午一点，北京各学校学生约2000人，聚集在天安门外，发表演说，继而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教育总长傅增湘在第二天给内务部的报告中称，学生上街游行系因“外交问题”，“实属狂热过度”⑨，不认为其背后“主谋”是布尔什维克。 五四运动爆发后，情报处注意到了中国的反日运动。在5月8日的例会上，情报处指出，凡尔赛对德和约决定将青岛交给日本，正是此举激起了上海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反日浪潮，尤以学生为甚。中国各大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骚乱行动一度令人恐惧，但现在形势已经平静下来了。⑩6月5日，情报处讨论了中国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认为学生是运动的领导者，日本在华商业受到严重损害(11)。对于“三罢”运动，情报处认为，尽管日本认为运动背后有布尔什维克的因素，但事实上日本所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说服力，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结果(12)。 日本则将中国的爱国排日运动与布尔什维克相关联，希望得到英、法等协约国的同情，镇压中国的排日运动。日本威胁北京政府将增派军舰来华，希望中国立即扑灭五四运动。时任日本陆相的田中义一警告中国驻日代办庄璟珂，“风潮如不早息，该派势力将波及军界，彼时中国大局必陷于无可收拾之情况”(13)。 虽然日本刻意将布尔什维克与五四运动相联系，但英国驻华公使馆并不认可此种判断。1920年1月17日，朱尔典在其报告中仍坚持同样的看法，“尽管中国的暴力运动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诸如军队哗变、抢劫城镇等，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漫长历史过程中的循环事件，没有必要将其看作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的事件”。4月9日，朱尔典再次强调：“事实很清楚，中国政府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免疫的，绝对反对在该国传播它。”(14) 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英国外交情报系统的关注重点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把无政府主义者或类似团体的活动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二是从远东国际关系的视角关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在华传播，防范俄国革命引起连锁反应，注重的是英国在华利益。 1920年7月14日，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认为，中国内部可能会在一定的情形下产生同情和支持，要求英国驻华人员关注此等趋势的发展。英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克来佛(R.H.Clive)收到寇松指示后，即致函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康斯丁(C.F.Garstin)，请其就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情形作一汇总说明。8月12日，康斯丁将情报处关于远东布尔什维克活动计划的调查结果，以备忘录的形式发给克来佛。(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