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柒的回声室?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破界与勘界

作 者:

作者简介:
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原文出处:
新闻与写作

内容提要:

李子柒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成功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创新和基于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渠道创新,是一种破界的逻辑,而本文提出,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架构和文化倾向,围绕李子柒出海而形成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超文化回声室,是一种重新勘界的逻辑。在这个逻辑转换中,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生产着特定的内容,包括文本和关系。因此,李子柒现象凸显了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以下平台化特征:流量中心主义是经济基础;在此前提下,社交媒体平台致力于孵化更加去语境化和个体化的内容以及参与者的紧密互动,打造具有优质的观赏性、适度的时长,以及丰富的情感动员能力的产品。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超越工具主义思维,关注社交媒体平台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生产性;需要超越单线进化论,思考从破除旧的文化界限到重建新的文化界限的辩证过程。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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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李子柒的回声室?

       李子柒:众议中的跨文化传播典型

       2019年以来,李子柒在海外社交网络平台的“意外”走红触发了有关(跨)文化传播及其所依托的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特征的诸多讨论。一方面,充满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色彩的文化走出去话语极力推崇这一去脸谱化和去标签化的个体主义表达方式,认为其在僵化的国家叙事之外,赋予了中国文化更加鲜活和具身的新生代载体,也在全球范围内承载了以东方主义和异域主义为内核的中国故事。比如,“向世界有效地呈现中国文化之美,我们需要更多的李子柒。”①如果李子柒成功打破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些传播边界,那么这一破界是在什么层次上发生的,这一模式是否可以复制?②另一方面,短视频和社交媒体被认为是李子柒快速积聚跨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内容形式和传输渠道。YouTube上880万的粉丝量虽然仍无法让李子柒进入全网前列,但相比CGTN的115万粉丝而言,仍然给自媒体出海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换句话说,这里的单一技术迷思是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具有内在的以个体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力,可以通过共享技术平台突破文化边界和消融文化隔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短视频和社交媒体是否在任何场合、搭载任何内容都在促进跨文化沟通,是否搭建了融合而不是分裂的虚拟文化空间,是否创造了新的超越以往文化差异的文化空间,从而新建了某种边界?

       与上述来自外部的结构主义分析视角不同,李子柒本人曾回应说,“我挺意外的,会有这么多其他国家的人喜欢……文化传播是需要无数人努力的一件大事,而我只是做了我热爱的一件小事。”③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李子柒本人的跨文化传播动机和结果,李子柒的个体(及后来的组织化)行为和外部世界的赋值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在现象层面,李子柒经历了一个从自媒体创作者到某种文化形态符号的符号化转变,其作为能指所意指的对象正在被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所发掘、讨论和分享。因此,讨论李子柒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贡献和启发,亦或分析互联网平台如何助力李子柒短视频的跨文化传播都有着理论上的局限,因为这两个相互隔离的路径在深挖文化心理和技术特征之外,并未抓住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一些根本问题,也就限制了我们将李子柒现象进行理论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空间。

       本文将在回顾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近来兴起的平台理论,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与跨文化传播的内在互动关系,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孵化出此类跨文化传播产品和超越文化边界的虚拟社群,在突破传统文化交流秩序的同时,走向一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超文化回声室”的新阶段,即在传播边界扩展的同时展现出中心化的趋势,在破界的同时也在勘定新的界限。

       破界的逻辑:文化本质主义与媒介化视野中的跨文化传播

       尽管在实践层面涉猎领域众多④,经典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却大多聚焦于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其一,文化本质主义⑤逻辑下文化模式和文化价值的比较,代表性的理论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于1976年提出的“高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⑥二分法,以及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的六个文化维度⑦——尤其是其中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二分法,均在跨文化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虽然如高低语境之分也是相对的,取决于比较的双方,也是一个文化差异性光谱的两极⑧,但这一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构性二元对立框架深深地埋藏在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和认识论层面,影响着后续多元媒介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比如,高低语境文化如何塑造了电子媒介空间中传播的差异⑨。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呈现出鲜明的个体主义色彩。个体作为文化模式的具身,活跃在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其二,文化间旅行者的身份协商与跨文化适应。如霍尔所说,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传播过程。⑩随着个体的跨文化流动(比如移民、留学),如何在两个及多个文化群体间进行自我身份协商,并借助多种媒介进行展示、表达和沟通,从而尝试解决或规避文化冲突,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点之一。当然,更多的表达渠道并不必然带来文化适应乃至文化融合,甚至会扩大文化间裂痕,塑造文化隔离,最终激化文明的冲突。但毋庸置疑的是,“媒介化”无疑已经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当代特征。

       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筑牢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一文指出,“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活出中国人的精彩和自信,是李子柒带给我们的生动启示。”(11)在这里,李子柒被赋予了鲜明的国家色彩和民族文化身份。于是,李子柒的跨文化传播也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国际传播,被纳入具有强大整合力和统摄力的提升文化自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官方话语。反观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过程,由于绑定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建制化媒体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因此更多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对象。也正是因为其建制化的特征,大众媒体是否可以承担跨文化传播的平台角色,从而促进文化间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中难以获得清晰的答案。只有将文化边界落脚在国家和民族这些制度化乃至领土化的框架内,大众媒体才能达到特定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也是在这个话语框架内,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传播实现了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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