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英国文化研究是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形成鲜明区分。学界普遍关注被誉为“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领导下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70年代“结构主义转向”期间的一系列经典研究，特别是对“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模式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价值的反复发掘(陈力丹、林羽丰，2014：103；黄典林，2016：67)，但对青年霍尔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早期媒介研究鲜有问津。尽管近年也有学者追溯影响霍尔的“文化研究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早期媒介研究中的某种开拓价值(施海泉，2018：6；杨光，2018：230)，但是并没能在上述研究中形成一种更具解释力的方法论关照。诚然作为西方“新左派”理论的英国文化研究已被纳入“文化马克思主义”谱系(陈金山，2019：73)，但是这套理论最初究竟如何在媒介研究中将“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具体接合始终未能澄清。实际上，我们只有深入英国文化研究诞生的历史语境，从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源头出发才能理解从文化研究路径生发的媒介研究的方法论特质，才能进一步理清如今蔚为大观的文化研究在整个传播思想史河流中的来龙去脉。 一、战后英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情境 首先，在经济上，1945年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组阁，据此艾德礼政府以《贝弗里奇报告》(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为执政蓝图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大不列颠共同体的“新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在本质上是要将英国建设成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拥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国家。实际上，战后英国经济的确发生了结构性转型：农业占比持续下降，老工业衰落，新工业崛起，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共同导致了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巨变——“第一，以自由职业者、股份拥有人、行政官员和企业管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人数大幅度增加，居于社会下层的产业工人阶级队伍逐渐缩小，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二，从资本占有和所处的地位看，中产阶级受教育水平普遍很高，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与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已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具有相对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要求，在社会人口中越来越占据多数，能够了解和表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刘杰，2005：60)，社会阶级的中产聚合化使得工党和保守党形成了更好的“战后共识”，社会经济也由此更加朝向一种稳定复兴的良好状况推进。值得重视的的是，作为其中一项重要配套举措的《巴特勒教育法》有力保障了11到15周岁的青少年可以接受免费的中等教育，这无疑推动了战后英国成人教育的迅速发展，从而也为文化研究的未来崛起培养了深厚的受众土壤。在凯恩斯主义的国有改造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之下，英国借助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保障制度使得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显著提高，福利国家制度引领英国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①，而这种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富足直接引发了50年代中期一场关于英国是否已经迎来“无阶级”(classlessness)社会的争论。 其次，在文化上，战后英国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社会逐渐转向“大众社会”，与之伴随的则是通俗文化的爆炸式增长，书报、杂志、流行音乐、广播、电影和电视等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文化构筑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态。50年代的英国文坛曾掀起了一股被称为“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的流行小说作家群体，该群体创作并出版了大量批判现实主义的名篇佳作，其中以金斯利·艾米斯(Kinsley Amish)的《幸运的吉姆》和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的《愤怒的回顾》等作品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主要揭示了二战后出身底层的年轻人的追求和奋斗，以及他们的‘愤怒’、不满、反抗和最后的消沉和妥协……可以说，‘愤怒的青年’已经成为50年代一代人的典型形象，成为5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文化符号”(张和龙，2004：19-23)。战后英国大众报刊迎来了一次大复兴，“在60年代，‘一城一报’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陈力丹、董晨宇，2015：223)，同时新一轮的报业兼并浪潮也在迅速推进。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战后成为英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媒体，“20世纪50年代的BBC电视服务得到了相对较快的发展。1956年，BBC的电视网几乎覆盖了整个英国”(陈力丹、董晨宇，2015：189-191)，它在推动电视业发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在此期间，英国电影业则形成了以林赛·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和托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等人为代表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传统价值观的“自由电影运动”。对于50年代中期英国通俗文化的整体状况，霍尔曾评论道：“1956年的英国真是个文化大爆炸的年头，我的意思是当时不仅出现了新音乐和新明星，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释放了人们压抑许久的巨大能量和感觉……对我而言，青年文化就是各种形式的反抗文化，流行音乐就是该进程当中的反抗之声(sound of rebellion)……这是电视勃兴的时期，也是青年文化和摇滚文化发轫的时期”(Akomfrah，2013)。显然霍尔主要对这场“文化革命”进行一种文化政治学考察，强调通俗文化内部潜藏着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能量。与之相反，文化大爆炸也引起了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弥漫的忧虑情绪，反对者担心大众媒介向青少年兜售暴力、色情和恐怖题材的文化商品，警惕英国传统社会价值观遭到“非主流”文化的摒弃甚至瓦解，提防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鲸吞蚕食——据此围绕“通俗文化”的战后大争论也构成了当时英国社会文化的特定历史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