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八种”新解

       [文章编号]1001-5558(2020)01-0044-18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蒙元研究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开创，吸纳了欧洲东方学元素，学人群起而相从的现代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之一。陈先生撰有《元代汉人译名考》一文[1]，其切入点为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氏族·汉人八种”条。该条录有下列氏族名：

       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朮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女直同)[2]。

       “汉人八种”中竟然未列“汉人”，此为最引人瞩目者。日本学者箭内亘《元代社会之三阶级》批判其不合理，认为既然元代汉人、南人为最低等级，就应增入汉人、南人而为“汉人十种”才对[3]。陈先生注意到清人钱大昕在其《十驾斋养新录》九“赵世延、杨朵儿只皆色目”条中写道：

       《元史》列传第五卷至三十二卷皆蒙古、色目人，第三十三卷至七十五卷皆汉人、南人也。赵世延，雍古部人，即按竺迩之孙，盖色目人也，而与汉人同列，误矣。杨朵儿只，西夏人，元时称夏人为唐兀氏。唐兀亦色目三十一种之一，其人各自有姓，如李恒、高智耀、来阿八赤，皆列于色目，则朵儿只亦当为色目人矣。耶律、石抹、完颜、粘合、乌古论皆辽金旧族，元时谓之汉人。汉人有官至宰执者，而南人不得入台省。顺帝时稍用南人，而入参政者仅危素一人耳。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①。

       陈先生似乎接受了箭内亘的质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问题：(1)元代辽金旧族何以俱称汉人？(2)陶宗仪身为南人，列“汉人八种”之名，为什么竟遗漏汉人本身？为回答这两个问题，陈先生提出假说，即陶宗仪所述源于某种蒙古文献之原文[4]。为讲清这一点，他考察当时汉人在非汉人统治者口中的称谓，再采纳国外学者的意见，兼引蒙古、波斯史料编织成文。陈先生所查之史料分为三种：

       1.元时蒙-汉双语字汇《至元译语》(陈元靓《事林广记》庚集卷拾)。其中曰：汉儿曰托忽歹，蛮子曰囊家歹。指出“托”为“札”之讹②。

       2.波斯文史籍

       (1)《史集》：契丹国者，蒙古人称为Jawqut，中国语谓之Khanzi(，汉子，金人？)③。

       (2)波斯人Abd-allah-Bedawi撰Nizam-al-Tawarikh(译言《史贯》)第八篇论中国一节(转引Quatremére《史集》第86页)：中国人称为Khanjo-tchou(tchi)Tchoun-Koné，蒙古语谓Jawqut，印度人谓in，吾等(波斯)谓Khitai。(第101页)他的意见是，此Jawqut相当于《至元译语》之“托[札]忽歹”。

       (3)《史集》记宪宗蒙哥令忽必烈率蒙古及Jawqut军攻宋。对照汉籍，《元史·宪宗纪》宪宗八年命忽必烈统诸路蒙古、汉军伐宋。这足证Jawqut指汉军。

       (4)《史集》提到，Jawqut包括Khatai(契丹)、Jurja(女直)、Tangut(唐兀)及Solanga(肃良合，亦即高丽)。这可与《辍耕录》之“汉人八种”相对照。

       3.《元朝秘史》。该书记元太宗窝阔台评价自己在成吉思汗逝世后所成就的四项功绩，其第一总译记为“平了金国”，与总译“金国”相对的《秘史》音写蒙古文原文为“札忽(中)敦亦儿坚”，其旁译为“金人的百姓”。(第102-103页)

       陈先生总结道：蒙古称金人为札忽惕、阿勒坛(Altan)、主儿扯惕(Jurjit)、乞塔惕，称宋人为囊家歹(南家)、蛮子，故而《辍耕录》的“汉人八种”中并未略去汉人。

       二、王国维的研究

       其实早在此前的1915年，王国维作过一项与陈寅恪先生所论相关的研究，其论文以《〈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为题发表，1927年收入《观堂集林》卷十六[5]。此文在日本学者箭内亘、羽田亨、藤田丰八、松井等、鸟山喜一五人此前十余年间发表的有关辽金时代乣(zha)军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秘史》中与乣相当的名称及相关史实。王氏从《秘史》中检出五条与“主因亦儿坚”有关的文字：

       其一，塔塔儿中的主因种将成吉思汗曾叔祖、蒙古部首领俺巴孩缚送金朝处死事。

       其二，成吉思汗攻金居庸关时，打败了乞塔敦(契丹)、主儿扯敦(女直)、主亦因三种军队。

       其三，金朝王京(完颜襄)对金帝说，己方乞塔敦(契丹)、主儿扯敦(女直)、主亦因三种军队都被蒙古打败。

       其四、五，成吉思汗对功臣博儿朮、木华黎说，金国的主因种百姓你们平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