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国号新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春圆,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民族文字史料显示,“大元”国号是面向全体臣民、因而具有普适性的政治符号。但是,不同文化圈对国号内涵的理解并不相同。《经世大典·帝号总序》以疆域广大解释“元”,可能反映了参与大典编纂的蒙古局必阇赤们的看法;“以仁解元”则是元代汉人儒士的主流国号观。元代官方汉文文本构建起一个君王效法天道,以仁得天下、治天下的王朝形象;蒙古文化圈受此影响,也更多地将与“仁”、“民心”等对应的蒙文词汇应用于政治表达。元代国号的整体面貌是多元文化接触、吸收的结果,不能用“蒙汉分立”式的简单二元性来概括。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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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非汉族王朝的国号特别是汉文国号,因为涉及王朝的意识形态、国家政权的性质、族群间文化交融等一系列重要议题,历来是学者讨论的焦点。①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非汉族王朝,也是第一个国号具有明确政治内涵的王朝。②但是围绕其国号仍有许多争议,特别是下述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首先,国号的内涵究竟为何?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颁《建国号诏》定“大元”为国号,并指出其理论依据“盖取《易经》‘乾元’之义”,③但诏书并未就其具体内涵作进一步阐释。现代学者主要有三种理解:一是认为“元”字本意为“始”(the first beginning),④进而引申为“宇宙之始”(origins of the universe)、“原始的力”(the primal force)等;⑤二是根据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帝号总序》中“元者大之至也”一句,认为“大元”是国号颁定前华北汉人惯用的“大朝”的“文义化”,⑥是对汉文经典的附会;⑦三是从蒙古文化中寻找依据,认为它是蒙古长生天信仰、崇尚黑色等的反映。⑧

       第二个问题是“大元”国号的适用范围。元代汉文史料呈现出,“大元”是取代“蒙古”这一民族称呼、宣示忽必烈采行汉法的国号。⑨但现在周知的是,“大元”颁布之后,蒙文史料中自贵由汗时代就用于外交国书的“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仍然在使用。萧启庆先生一方面说颁布“大元”国号是忽必烈效法汉唐“以取得中原正统正朝的地位”的举措;另一方面又说“真正国号仍是Yeke Mongghol Ulus”,大元只是“简译”。⑩对于两者之间可能的矛盾未予深论。金浩东则明确提出,“(大元)只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被使用。因此,忽必烈制定‘大元’国号后,只向高丽和越南通知新制国号”。(11)换言之,对非汉字文化人群来说,“大元”名号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不过,这一“汉/非汉”二元分立的格局并没有坚实的史料辨析为基础,对于元代汉字国号“大元”在非汉文化圈的接受情况,迄今尚未有学者予以深论,因此本文首先发掘蒙、藏、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相关史料,以揭示非汉文化圈对“大元”的认知。其次,讨论国号的内涵不能不关注元代文化圈的多样性,这意味着国号理解的多种可能,本文即从这一视角出发,提出存在蒙、汉文化圈两种国号观。最后梳理蒙、汉文史料中的国家政治语言,展示“大元”国号内涵的政治观念对元朝国家的影响,从而表明两种国号观绝不意味着文化圈的隔离或分立,相反正是文化交流与吸收的结果。

       一、民族文字史料中的“大元”

       在元代蒙文史料中,目前尚未发现直接使用“大元”的官方文书,但在一些显耀人物的碑铭中出现了这一国号。此前学者已经揭示的有两例,分别是后至元四年(1338)《达鲁花赤竹温台碑》的“Dai n kemeküyeke Mongγol ulus”(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兀鲁思)、(12)至正二十二年(1362)《追封西宁王忻都碑》的“Dai n yeke Mongγol ulus”(大元大蒙古兀鲁思)。(13)最近又有一通时间更早的汉蒙文合璧碑得以刊布,即现存于内蒙古翁牛特旗的后至元二年《全宁张氏先德碑》,请求立碑的张丑闾为文宗皇后不答失里的陪嫁“媵者”。(14)该碑由马祖常撰写汉文本,由“奎章阁供奉学士中宪大夫兼经筵官尤柱(Yeüjü)”译为蒙文,起首也有“Dai n kemekü yeke Mongγol ulus”的用语。(15)

       应当注意的是,这三块碑都不是私碑,而是“敕赐”碑,即碑的树立和碑文写作都由皇帝授意。以《达鲁花赤竹温台碑》为例,汉文题额“大元敕赐……竹公神道碑铭”,正文明确说:“今皇帝尤爱之(指竹温台之子——引者注),诏树碑其父之墓……而以文命臣傒斯。”对应的蒙文也表达了揭傒斯(Ge qioi)是受“今大汗”的命令撰写碑文的意思。(16)因此这些碑刻中蒙文国号的用语显然得到了元朝最高统治层的认可——至少碑文本身传达出这样的意思。

       明军攻占大都后,退回草原的蒙古统治集团仍然长期沿用早前的各种政治标志,如年号、庙号、官称、玺印等,其中包括“大元”名号。(17)多位蒙古汗的汗号中有“大元”,如著名的“达延汗”应当源自“大元”。(18)林丹汗的汗号有“大元林丹库图克图彻辰汗”、(19)“林丹呼图克图大元薛禅汗”、“呼图克图成吉思大元汗”等。(20)《阿勒坦汗传》说,阿勒坦汗推动蒙古与明朝议和“使大元国大享其乐”。(21)明朝史书也多有体现,如《明实录》记载也先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22)达延汗自称“大元大可汗”。(23)明英宗被也先俘虏,“也先聚众大小头目说道:‘我每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数中有一达子名唤乃公言说:‘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仇人,今上天可怜见那颜上,恩赐与了到手里。’”(24)而且随着时间发展,这个称号甚至不限于国号或汗号,贵族也会使用,如《蒙古黄金史》说阿勒坦汗曾孙的母亲是合撒儿后裔、“大元微青诺颜”的女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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