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发展与帝王好尚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①任何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的发展变化，也往往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导向有密切的关系。自汉代以来，儒学因其具有“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的重要政治、社会功用②，逐渐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它的兴起和发展演变，正与统治者的好尚密切相关。 汉高祖虽不喜儒生，然用叔孙通制订朝廷仪法，“杂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一时实行，“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遂开儒家士人“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之先。③西汉文帝时鲁之申培以《诗》学立为博士④，虽备员而已，却是以治一经而立学官之始。其弟子为博士者亦多⑤，皆传《鲁诗》，经学渐兴。景帝时，齐人辕固以治《诗》立博士，董仲舒、胡毋生则以治《春秋》立为博士。⑥此后，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⑦尤其自汉武帝属意儒学，“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⑧终汉之世，百家渐罢，儒术遂尊，厥功甚伟。 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早年受《尚書》于庐江许子威，及登大位，尊崇儒学，史载其“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⑨，又“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⑩由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讲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11)这对西汉以来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的承继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光武帝还大力揄扬经明行修之士，举逸民，宾处士，褒奖节义，敦厉名实，对士风的敦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东汉明帝自太子时曾从桓荣受《尚书》，从包咸习《论语》，及即位，遵奉光武制度，崇扬儒学，拜荣为太常，又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尊礼备至。其游意经艺，每享射礼毕，正坐自讲，听者甚众，盛况空前。“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12)至羽林禁卫之人，亦令其通《孝经》章句。经学之盛，足与建武时期媲美，而永平之世，也号称“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袞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13)及至汉章帝，尊礼经师，究心儒术，尤好《古文尚書》、《春秋左传》。于建初四年，诏会諸儒于北宫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亲临称制，统一经义，并仿汉宣帝甘露年间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的做法，命史臣编成《白虎通义》，影响深远。章帝又“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14)同样对经学传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隋文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也使南北经学归于一统。《隋书·儒林传序》云：“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髙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15)描绘出当日经学兴盛的状况。其中刘焯、刘炫尤“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16)其所制诸经义疏，不仅为当时搢绅所宗，而且直接影响了唐代经疏的撰述。(17) 唐太宗锐意图治，贞观初，“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徵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馀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18)孔颖达在隋炀帝时已以经学称冠，他与颜师古、王德韶、杨士勋等人在汉魏以来经学的基础上，斟酌旧注，统合义疏，撰为《五经正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19)不仅消解今古，泯灭南北，统一儒家经说，使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被悬为功令，用以取士，由唐至宋，行之数百年，影响后世，至深至钜。 五代时期，虽朝代更迭，战事频繁，然在后唐明宗的支持下，却以唐开成石经为基础，于明宗长兴三年(932)，首次用雕板印刷技术刻印《五经》注本(20)，至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又继续雕印“九经”中另外的四经注《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21)，由此开雕板印刷儒家经籍的先河。北宋国子监刊刻“九经”注本即本之五代国子监旧本，而南宋国子监“九经”等又出于北宋国子监本，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 二、宋太祖、太宗崇儒右文的本意 宋初推行崇儒右文的国策，太祖、太宗倡导读书，鼓励名节，勤于讲学，多兴学校，制礼作乐，校勘经籍，逐渐形成一种整个社会重视读书、崇尚知识和尊礼士人的风气。太祖、太宗的喜爱读书，都是早年就养成的。史载太祖“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22)太宗亦“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饬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23)太祖登大位，一再鼓励群臣读书，谓：“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宰相须用读书人。”(24)又频频临幸国学，先后诏赵孚、李觉、王昭素等讲《易》、《书》，采纳判太常寺窦俨之言，重修禋享宴会之乐，命大礼使范质讲求礼乐仪制，命刘温叟、李昉等修《开元礼》，薛居正等修《五代史》，诏有司增葺国子监学舍，都显示出鲜明的崇尚文德的倾向。太宗则命臣下广收图书，三馆之外复置秘阁，并谓：“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25)又曰：“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宜令三馆所有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校，据见阙者，特行搜访。”(26)并明确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27)因此，他即位不久，就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图书修纂工作。诏李昉等先后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诏陈鄂等详定《玉篇》、《切韵》，命徐铉等校订《说文》，令医官集《太平圣惠方》，诏以司业孔维等奉敕所校《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交国子监镂板推行，命校“七经”疏义等等，进一步延续和强化了自开国以来的崇尚文德的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