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1-0013-10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1.002 [引用格式]张庭，宋丙涛.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中的公共经济学脉络初探[J].财经问题研究，2020，(1)：13-22. 一、问题的提出 毋庸置疑，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尽管十多年前亨廷顿[1]与米勒[2]关于不同文明模式之间是冲突还是共存的争论似乎没有结论，但以近代西方文明的竞争逻辑为基础来推进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的背景下，妥善处理不同类型的文明模式之间的关系，既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丙涛[3]与Song[4]从公共经济体制的角度对人类文明的解读就显得意义重大恰逢其时。正是从公共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文明模式不仅在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进行竞争，而且也在另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相互补充。而以和谐相处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早就在公共产品供给的互补相容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因此，儒家学说的早期思考将会为我们今天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确实，作为一个成功的公共经济体制，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辉煌历史，曾长期占据着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儒家学说也为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自从欧洲列强以枪炮打开世界各国的大门之后，拥有话语权的欧美学者便渐渐掌握了经济学研究的评判标准。①于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个人的市场经济活动渐渐取代国家的公共经济活动成了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②不仅公共经济活动在研究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而且公共经济活动的作用也被以市场经济为核心进行了重构。③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以公共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儒家学说也难免落得沧海遗珠的境地：学者要么只是从儒家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市场经济理论的蛛丝马迹，以削足适履地迎合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古代经济思想的要求[5-6]；要么从各个角度寻找原因，解释我们的先人为何没能构建一套市场经济理论。更有甚者，还有学者撰文批判儒家学说的“重农抑末”“重义轻利”思想，指责它们的落后性制约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形成。然而，相比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沧海桑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崛起与市场经济的出现仅仅是浩瀚的人类文明海洋中的一朵惊艳的浪花，或者说它仅仅是人类追求永恒的生存目标过程中的一个手段而已。“以为市场制度是社会中唯一的理想制度安排，是自由主义者们的乌托邦，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错误”[7]。事实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市场经济理论也不是人类探讨经济问题的唯一思想体系；相反，对集体生存目标与公共经济体制的追求与探索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使命[3]。而中华文明何以能在千百年的生存危机中延续至今的真正原因，正是缘于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儒家思想，构建了以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的儒法治理体系，从而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被现代经济学家尊为鼻祖的斯密的《国富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近代早期经世济民方略探索的典型。 正因如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西方文明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个人主义思潮与市场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主张对儒家学说经世济民思想的贡献进行新的讨论。当然，这其中既有学者对其现代经济学意义的挖掘[8-9]，也有学者对其具体内涵的分析[10]，更有学者对儒家思想进行全方位的解读[11]。而留美学人陈焕章[12]191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对经世济民学说的介绍，不仅彰显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甚至还影响了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④许纪霖[14]与萧公权[15]不仅以精准的笔墨诠释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文明内涵，甚至还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意蕴。然而，所有这些分析都未能解析儒家经世济民思想最为本质的公共经济内涵，因而无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历史渊源与理论支撑。 事实上，汉语“经济”一词本为“经世济民”之义，即提供治国安邦的公共治理服务。儒家经济思想作为两千多年中华文明意识形态的主流，更是中国早期精英治国理政经验的传承。因此，儒家学说不仅是一套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更是一套思想深邃的公共经济理论。本文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线，以儒家面临的问题为切入点，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经世济民学说与治国理政方略进行梳理，总结古圣先贤在处理精英与大众、个人与集体矛盾冲突时的理论思考。在以自利人假设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遭遇质疑的今天[16-17]，回顾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共经济学思考，必将为未来的公共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创新提供帮助，也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思想给养。 二、儒家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事实上，作为人类文明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经济思想⑤的形成往往是时人应对重大挑战的智力结晶，儒家学说正是其创始人对当时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儒家学说产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动乱无序的时代，而公共经济体制的崩溃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是其混乱产生的主要根源。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敏锐地洞察到公共经济领域出现的这一社会危机，并致力于构建新型公共经济体制去应对挑战，进而在这个尝试过程中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与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 当然，鉴于问题的公共性质，他们尝试构建的体制就是典型的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公共经济体制。尽管集体主义价值观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在此前的封建时代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践行，⑥但一方面，随着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与外部生存压力的减弱，到了春秋之际个人主义思潮已经渐渐侵夺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分封建制的运行，社会被分为层次不同、规模各异的公共经济单位，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公共产品提供者，而不同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对强制力与垄断权的竞争也导致了个人主义的膨胀与精英利他道德的衰落。⑦因此，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公共经济体制日渐凋敝，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利己特征与公共产品外部性对提供者的利他要求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冲破柔性的“周礼”与强制的王权约束，⑧形成了“礼崩乐坏”的危局。更有甚者，利己主义思潮还从私人经济领域扩展至公共经济领域，⑨公共利益共享模式逐渐被个人利益竞争模式所取代，曾经颇为成功的公共经济体制便在私利的竞争与道德的败坏中崩塌。最终导致精英与大众、个人与集体间的利益矛盾愈演愈烈，频繁的内部动乱与惨烈的外部战争便开始成为常态[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