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灾害与社会应对

       中图分类号：K25/R-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0)01-0114-09

       自从城市诞生以来，瘟疫便与城市发展如影相随，历代文献资料一般将其称为“瘟疫”“时疫”“瘟病”或“疫疠”。它是人类社会的顶级灾害之一，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而且还严重地恶化了城市发展的环境，即便是在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它仍是城市发展的大敌。因此，探讨历史时期的城市疾疫问题，对于当代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与市民健康保护均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目前，关于城市疾疫问题的研究已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1](序二)成果丰硕，其中不乏关于湖北疾疫问题的探讨，但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对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问题的探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故本文试就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问题做一些探析，以求方家指正。

       一、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灾害基本概况

       湖北地处南方卑湿之区，秦汉以来常受疾疫的侵袭。汉文帝后元二年十月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2](p448)新莽地皇三年夏，襄阳、随州一带“大疾疫，死者且半”。[3](p468)后随湖北城市发展，疫灾更是不断，频率也越来越高(见图1)。晚清时期疾疫流行高达39次，受灾城市17座。[4]如“同治九年秋，江陵大疫，民多暴死”。“光绪七年夏秋，兴国(今阳新)大疫，死人无数，次年疫稍轻，损人亦多”。“光绪十四年秋，湖北汉阳府之沔阳州大疫，民多死。”宣统元年，汉口死于霍乱者“弥目皆是”，幼童染上天花者90％不治等。[5][6](p318)[7](p98-101)

       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灾愈加严重。据笔者爬梳地方志等史料统计，湖北城市在1912-1949年间共发生了253次较大规模的疾疫流行，其中影响大者有：1918年应山县发生瘟疫，城乡共死亡3万余人；[8](p5)1932年武汉霍乱大流行，死亡1541人；[7](p106)同年，湖北宜昌、沙市、樊城、咸宁、京山、蔡甸、武穴等12个城镇暴发霍乱；[9](p413-414)1938年，南漳县城关、武镇霍乱流行，病死600多人；[10](p545)1941年枣阳县城乡天花流行，患病者多，死亡率高；次年8月，县城周围霍乱流行，万余人染病，仅12日就死亡400多人，以致人心惶恐，“各于门前撒石灰以避瘟”；[11](p522)1945年7月公安县朱家湾溃口，导致虎东地区霍乱大流行，死亡达3万人之多，县城涂郭巷居民中几乎家家染病，平均每天死亡32人；[12](p559)1946年8月宜昌县城收治霍乱传染者120人，死亡31人，且还有数量较多未诊治的染疫者。[13]兴山、当阳等城市也有数量不少的“疫病流行”记载，[14]但未载明具体的染疫人数。尽管染疫人口不确，但有理由相信，这些“大疫”给其肆虐的城市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则是肯定无疑的。

      

       图1 湖北疫灾频度朝代变化图

       资料来源：龚胜生：《湖北瘟疫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770BC～AD1911》，《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411-417页。

      

       图2 1932-1935年武汉三镇急性传染病死亡人数图

       资料来源：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卫生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二、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流行基本特征

       通过相关史料考析，笔者认为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流行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种类多、频率高、影响范围广

       据统计，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类型主要有伤寒、类伤寒、斑疹、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麻疹、疟疾、肺痨(肺结核)、回归热等十余种，其中以天花、肺痨、霍乱、伤寒、赤痢、疟疾影响最大(见图2)。[7](p98-101)

       湖北城市疾疫不仅种类多，而且流行频率高，影响范围广。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湖北城市疾疫发生频率在近代明显升高。在晚清72年间，湖北城市有28年发生大疫39次，发生频率为0.54次/年。在1912-1937年间，发生疫灾的年份竟高达21年，城市疾疫流行次数增至50次，疾疫流行频率上升到1.92次/年，约为晚清时期的3.56倍，这还不包括4次全省范围的疾疫大流行。在1938-1949年间，疾疫流行更加频繁，年年疫灾。据统计，霍乱、天花、疟疾、猩红热、伤寒等疾疫灾害在湖北城市流行次数，共计203次，流行频率则剧增至16.9次/年，全省无一城市能够幸免，其中尤以霍乱流行范围最大。如1939年湖北宜昌、老河口、随县、当阳、襄阳、樊城、谷城、宜城、光化(今老河口市光化镇)、荆门、郧县、郧西、均县(今丹江口市)、(十堰)里堰、(十堰)黄龙滩等15座城镇发生霍乱流行，影响甚广。[15](p5)

       (二)危害程度大

       疾疫流行的巨大危害在现代医学不发达的民国时期最直接的表征是造成染疫人口的大量死亡。例如，监利县经过20世纪30年代初几次大规模疾疫流行后，人口骤减。1934年全县编审人口由1865年的882609人减至468777人，几乎减少了一半，城关人口亦损失较多。1941至1942年监利县连续两年发生天花大流行，死亡4万余人。1946年四五月间城关天花再次流行，发病670人，死亡662人。[16](p668)武汉在1932-1935年间每年死于各种疾疫的人口数以千计。在1931-1933年间，汉口因各类疾疫流行死亡人数高达14389人，占总死亡人数的49.6％。[17](p385)1946年武汉市的因霍乱大流行因死亡人口众多而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大新闻。[18]1941年兴山县回归热、伤寒、疟疾流行，患者达总人口的70％以上，各城镇死亡极多。[19](p510)据《新湖北日报》报道：“全县仅死于回归热者就高达5万余人。”[20](p225-226)其他湖北城镇饱受疾疫肆虐之情形亦相类似，史料记述极丰，兹不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