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体系的“成熟”

作 者:
王哲 

作者简介:
王哲,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员,邮箱:wangzhezhe@fudan.edu.cn(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对历史时期中国城市的整体性研究,尤其是城市体系研究,受限于历史时期城市人口的获取难度,并未得到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本文选取了近代中国若干套较为可信的城市人口数据,同时以施坚雅城市数据和中国旧海关贸易数据作为验证,对近代中国的城市体系从位序规模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发现,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分布,在某些年份趋近于位序规模标准曲线。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典型的面积广阔而历史悠久的大国才会出现的较为标准的位序规模分布。通过与欧洲近代早期城市体系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20世纪初期的近代中国城市体系进入了农业社会末期“成熟”而稳定的状态,即使经过了大规模战争和政权更迭,城市体系仍旧保持着极大的历史稳定性和惰性。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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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受学者关注较少的研究对象,就是城市的整体性研究(国家或区域)。学界目前关注的“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城市的冲突和社区”“大城市的死与生”等研究角度,基本都是描述或分析一个或若干个城市,这样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国城市的起源、发展、内部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景观,都有很好的帮助。但是,从整体上、从城市集合的角度、从城市体系的角度,对历史时期中国进行描述和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学术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斯波义信所言,“对读者来说或许很意外,就是全面描述中国都市史实际的著述,无论是日文的还是欧文、中文的,都还没有问世。”①

       城市史研究不应当简单地等同于个别社区的研究,社区研究或多或少总会有时空上的限制,将之称作地方史的城市部分或许更好。城市史研究应当对整体上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和趋势进行探究,完全摆脱特定社区的生活周期与经验范围的桎梏。②可以说,个体城市研究之和,不等于城市的整体研究,二者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均不同。

       城市的整体研究,迥异于常见的城市史研究,它更多的是从城市的整体统计分布或地理空间分布上对其进行分析和描述。一般来说,城市的整体研究可从城市化(urbanization)和城市体系(urban system)两个主要角度来展开。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或结果),一般而言,城市化以后的那部分人口不再从事农业活动。对其测量较为简单,一般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常见的城市化测度指标,这个指标可以很容易进行跨国和跨地区的对比研究。而城市体系是城市的集合,是存在于不同地理空间尺度(大洲、国家、流域或地区)的城市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其测量多是从地理或空间的角度,计算其密度、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和规模分布等。

       在区域经济学领域,城市化水平的计算过程中,城市人口是最关键数字,对历史时期城市化水平的测算也是如此。近代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的研究非常多,研究角度和新材料不断涌现,施坚雅、饶济凡(Gilbert Rozman)、刘石吉、李伯重、曹树基、吴滔、路伟东、陈晓燕、游欢孙、江伟涛都进行过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必须指出的是,对历史时期城市化水平进行测算的过程,对人口数据的要求非常高,上述学者根据各自掌握的官方数据、区域调查资料和历史地图,采取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差异很大。

       如果一个国家未曾进行系统的全国城市人口统计,如何计算它的城市化水平?更深入的一个问题是,类似近代中国的例子,如果找不到可靠的城市人口统计,是否可以找到其他指标来代替城市人口。即使不能精确计算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那么对城市体系有没有可行的办法进行统计学和空间方面的分析和描述?

       一个国家最大的那些城市,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改造本国自然环境活动的外在宏观呈现。自然地,如果把城市看作景观生态学或环境史研究语境中的一种地表景观(landscape),它毫无疑问是一种极其巨大的景观,比任何我们习惯讨论的景观的物理尺寸(比如道路、田园、港湾、庙宇或私家园林)都要大得多。那么,本质上作为城市集合的城市体系,毋庸置疑地就是人类制造的最为宏观的景观。这种景观,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一个流域内部,几乎所有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要素的综合映射,是这个研究区域内几千年历史层累叠加的产物,具有最大的历史惰性和历史继承性。对于城市的这种代表性,布罗代尔甚至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城市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③

       本文暂且不去讨论“近代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全国城市体系”,因为这个问题从逻辑上无法证实或者证伪。本文希冀用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整体描述,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个探针,分析在农业社会发展末期,工业化尚未大规模影响近代中国的时候,城市体系呈现何种空间和统计规律。

       一、文献综述

       对于城市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芒福德(Lewis Mumford)是从这个角度阐释的,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换言之,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④而本文要更进一步地阐明,一代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体系,而一代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必然会相应地产生一个稳定而成熟的城市体系。

       (一)中国社会“早熟”的观点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和国家治理结构具有“早熟”的特质。比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⑤他还认为,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仍尽量复制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下完成统一大业。⑥

       韦伯这样评价中国城市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我们西方的官僚体制资龄尚浅,部分才从自治的城市国家的经验中学习而来。中国的皇权官僚体制则历史悠久。中国的城市,就其外形所显示的,主要是理性行政的产物。其一是皆有围栅或城垣。其二,通常是散居的人民被集聚到城墙之内的地区,有时或许是强制性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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