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形式与内容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经济的空间属性是中国经济史上持续被关注的议题之一，在前近代农业经济时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空间经济变动无疑为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的持续南移。冀朝鼎以水利活动与“基本经济区”为线索，将这一经济秩序及其演化视为解释古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王朝周期性更迭的一把钥匙。但对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空间的新变化，他认为“基本经济区”概念已经不甚适用，“由于对外开放，前一段中国的历史便告结束，对于新关系的描述与新事态的分析，则要使用新的概念”。①由于众多口岸的开放与工商业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制度)的变化，近代中国开启了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的大变局。以南北差异为主的中国古代经济地理格局，也逐渐转变为以东西差异为主的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与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并由于中国地理环境上的东海西陆、东低西高的特征，经济发展出现自东徂西、自海向陆的扩散趋势。②

       自20世纪以来，对此经济地理上的大变局曾出现过三种不同视角、不断深化的解释。③一是20世纪30—40年代基于行政区划的解读，张公权以省行政区为主体将全国划分4个大经济区及N个小经济区，国民政府以省区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制度”将全国分为8或9个经济大区。④二是从地理与市场视角的解读，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以自然地理、城市与市场网络为基础所提出的经济区系理论，将中国分为九大区系：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地区。⑤三是历史经济地理的解释，最为系统的分析当属吴松弟等在“港口—腹地”理论基础上，对近代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研究。⑥然而，如冀朝鼎所言，19世纪中叶开启的新变化，不仅明显超越行政区划的范畴，同时也超出了经济区系理论的静态划分框架，按照近代以来中国产业发展与经济空间演化的基本逻辑，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分区或拼图的概念，更应该是一个开放经济下时间、空间、产业发展三维交织的动态进程。本文拟在学界，尤其是近年来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研究新拓展的基础上，⑦借助奥古斯特·施勒(August Lsch)和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的经济空间秩序(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与区域发展演化的经典阐释，以及迈克尔·斯多珀(Michael Storper)对地域化经济的定义，⑧解析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形式与内容，并尝试回答80年前冀朝鼎的“世纪之问”。

       一、现象：“口岸—腹地”与“地域化经济体”

       从空间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经济的新变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沿海与沿江“口岸”开放，以及口岸贸易所带动的“腹地”经济发展，⑨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点”“线”“面”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格局。有关近代中国“口岸—腹地”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⑩但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空间经济现象，尚需要进一步探寻其来源与表现。

       (一)近代中国的“口岸—腹地”格局

       与农业经济下经济空间的离散状态不同，近代工商业经济则集聚于城市，于是以城市(特别是口岸城市)为源头的“点”，成为现代经济的增长点，(11)迅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城市地图，藉由初步的归类与分析，可见近代中国的口岸城市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新生型”“重建型”和“改建型”。这些口岸城市及其位序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最先发展起来的近代城市均为沿海或沿江的口岸城市，且多为“新生型”或“重建型”城市。这是因为近代城市是其时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的中心，沿海或沿江交通网络节点具有良好的可达性，使得经济活动更有效率。第二，在地理上存在一个清晰可见的从口岸到腹地的空间传导进程。“大连—沈阳”“青岛—济南”“香港—广州”“重庆—成都”等区域性的双中心结构正在逐渐形成之中，在“新生型”或“重建型”口岸城市(大连、青岛、香港、重庆等)的引领下，处在内地或原行政治所(省城或府城)的旧“城”(亦即相当多数的“改建型”城市，如沈阳、济南、广州、成都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与趋向(尽管部分并未能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这些中心城市背后均存在或大或小的经济腹地，从而形成了显著可见的“口岸—腹地”格局。

       在近代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口岸城市依托工商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形成了一种更大地理尺度的“口岸—腹地”格局上的经济循环。口岸城市依托商埠经济，以其工商业门类居多、基础设施先进、交易服务灵活高效等优势，快速成为或大或小的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如表1所示，在近代口岸城市贸易引领下的工商业经济发展进程中，令人瞩目的当属沿海沿江地带的“重建型”与“新生型”城市，其次是数量庞大的“改建型”城市。近代中国三类口岸城市及其区位表明，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变之中所形成的初始动力是外生的，经由“口岸”传导到“腹地”，形成“点”“线”“面”三个层次，逐渐改变并塑造近代中国的经济空间秩序。如此，以近代中国口岸城市的现代工商业为主导，以广大腹地为其背后的经济区域，以腹地的外向化、商品化农业与口岸城市的近代工业对流所形成的“口岸—腹地”格局，组成了具有层级性、网络化的空间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空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