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史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理路

作 者:
陈锋 

作者简介:
陈锋,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武汉430072)。

原文出处:
湖南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既有“共通性”,也有各自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并彼此影响,互相催动。在人类社会早期出现的中华文明圈内由北向南的三大经济带(或经济区)——游牧经济带、旱作杂粮经济带和水作稻谷经济带,对应三个文化区——游牧文化区、粟作文化区、稻作文化区,此后又形成大小范围不同、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文化区。区域文化史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有各自的研究理路和取法,但也要注意把握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的历史时段、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划分与比较,以及区域文化史和区域经济史的综合研究与融合研究。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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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20)01-110-07

       一、空间范围与时间向度:区域划分的两个基点

       区域文化史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区”和“地方”,区域经济史的核心概念是“经济区”和“地方”,二者的共通性可作两面观:一方面,一个地区的文化发生与历史传承,积淀成一种有异于他区的特色文化,该区域的文化就具有了地方性。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类型有别于他区,也同样具有了地方性。另一方面,“地方”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之内,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和经济可能独自发生、发展,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二者有互动,彼此影响。将区域文化史与区域经济史加以综合考察,或许是有意义的。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向度内,以我国历史之源远流长和幅员之辽阔,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在历史时期都有较大的差异和变动,或者说经历过重大的变迁。

       以中国的区域文化而言,大致经历三个重大的变化期:一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化的孕育,二是春秋战国时代区域文化的呈现,三是秦汉以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形成。

       在中华文化的孕育期,考古学界有所谓“多源共生说”和“满天星斗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文化,认为中华文化有六大区系: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文化。二是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三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五是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1-2]。此种划分是以新石器文化的众多遗址为前提的。笔者认为,就比较成熟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而言,我国北部的红山文化,中部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南部的良渚文化,也许最具典型意义。不管是六大区系还是三大文化区域,都说明在中华文化的孕育期是以显性的区域文化的存在为特征的。

       春秋战国时代区域文化基本定型,众所周知并沿用至今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都形成于这一时期。这些区域文化是以各诸侯国的地域和国别为前提的,并与文化生成的六要素——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工艺水平、思想学说、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相契合①。这些区域文化是后人予以归类的,事实上包括了不同的类型,齐文化与鲁文化有区别,燕文化与赵文化也有区别,所以有“齐文化史”“鲁文化史”等等不同的论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区域文化名称虽然沿用至今,但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化,其内涵和实质已经与先前大为不同,在一定意义上仅仅是一种符号化标识。

       秦汉一统天下后,文字统一,有了一致的沟通交流方式和典籍记述,在制度层面上开始归于一系,并代代传承,在思想层面上,儒家学说定尊,从而由先前各自存在、各自发展的区域文化集合为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时代才开始形成。应该认识到,最初的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轴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系。但仍然有“化内”“化外”之别,仍然有此区彼区之分。谭其骧先生曾经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域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3]。题中之意是在于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与不变。随着疆域的扩展,随着少数族群的南下与融合以及汉人的胡化和胡人的汉化,随着人口的跨区域移动,随着不同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等,又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新形成的区域文化如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等,是在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根系文化本源上的扩散和特征呈现,与秦汉以前的区域文化有联系但有本质的区别。

       在上述认识的基点上,区分与研究区域文化既要注意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和历史传承,又要注意区域内部不同类别的文化之异和文化之同。

       就区域经济而言,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区域的差异,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区域经济并不像区域文化那样有分—合—分的变化,区域差异也没有那样明显。在人类社会早期,采集与狩猎是各个部落各个区域共同的生存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知力的提高,采集向农耕发展,狩猎向游牧发展,逐步形成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区和以畜牧为主的游牧区,并进而出现中华文明圈内由北向南的三大经济带(或经济区)——游牧经济带、旱作杂粮经济带和水作稻谷经济带。这三个经济带在文化史上又对应三个文化区——游牧文化区、粟作文化区、稻作文化区。这种大范围的经济带或经济区、文化区,虽然与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文明传承有关,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

       在三大经济带或经济区的基本模式下,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方面,是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的存在。按照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的说法,秦汉以后的每个朝代都有经济特别发达或王朝特别重视的基本经济区或次一级的经济区,如秦汉时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基本经济区,以成都平原、汉水中下游、淮河中下游为次一级的经济区,这些基本经济区和次经济区构成区域经济的主干。另一方面,东晋南北朝隋唐以降,经济重心南移,新的经济区开发,特别是明清时代新的作物品种引进,新的技术手段产生,由内地向边区、由平原向山区、由东向西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加速,城镇化运动加剧,由此带来经济区的分化和变化。唐宋以来以至明清时代,有特色的区域经济的兴起和区域经济的重新划分已经为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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