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研究论著。从研究进路来看，学界从单向度地诠释《毛泽东选集》等经典文献扩展为运用档案文件、报刊文章、回忆口述等材料来重建历史事实，丰富了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然而，史实重建不能停留于平面化地扩展史实，忽略文本的理论线索，而是需要进一步把史实脉络与理论进路统一起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不仅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经验的提炼与表述，包含着理论、政策与实际的良性互动。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展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经验原型，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表述文化建设新经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外话语纷扰，呈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会议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多层面表述，总结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路径与特点。 一、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实践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虽然中共通过长征离开了瑞金和中央苏区，但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同样面临着复杂的文化环境和滞后的文化建设基础，即在党内，面临着党员文化水平较低与马列主义理论之间的差距；在社会上，面临着庞大的文盲群体与深厚的地方文化意识；在历史意识上，面临着马克思主义革命价值观念与中国文化历史遗产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些“左”的做法，不再片面地直接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理想，而是结合边区文化环境提出了现实可行的文化建设政策，推动了政党文化、社会文化与历史文化的有效建设。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强调从现阶段中国社会实际来考虑文化政策问题，在一系列新政策的实践中积累了处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理想与现阶段中国文化实际的经验。 (一)注重改造个体习得的政党文化建设思想 中共中央在陕北重建党内教育系统的同时，纠正“政治课压倒一切”的倾向，注重党员干部的文化常识教育。1936年5月，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红军大学。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等问题的报告，由毛泽东等组成教育委员会。在这一报告中，毛泽东规定了该校的教育计划，“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①8月26日，毛泽东指出：“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②可见，毛泽东试图通过调整政治课、专业课与文化课的比例来适应党员的文化程度。 除了适应党员的文化程度，毛泽东强调党员要掌握社会常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设于延安，并决定招收具有高校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并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而不断设置分校。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有些高级军事干部“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③而抗大不仅早已恢复启发式教学等经验，而且摸索出学员与教员相互教育与集体学习的教学方法、共同评定成绩的测验方法等经验，推动教员与学员的知识互补和养成集体主义作风。④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第3期第3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解如何了解实际环境，“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要尊重对象、了解对象，“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去了解，了解应当是多方面的，表面、里面、侧面都看到”。⑤ 同时，中共中央强调从党员的社会意识与个体习得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党内文化建设的标准，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嵌入性。1939年3月6日，毛泽东指出：“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但教学须“少而精”。⑥抗大不仅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教学准备，使教学内容“少而精”，而且发展出辩论会、论战会等启发式教学形式。“自我批评与检讨在抗大是促进学习锻炼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动力。”⑦这种尝试还体现在刘少奇在1939年7月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思考之中。刘少奇从个体层面规划了共产党员的修养过程，指出脱胎于旧社会的个体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员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个体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真正地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与个体思想修养的“同时并进”⑧。继而，刘少奇指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因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先战胜目前的敌人，还要战胜“人民心中的一切影响与传统习惯”，但必须“适应现实，认清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为主线的政党文化建设是富有活力的。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具备基本的社会历史常识，使之能够迎受超拔于现实之上的理论条目，避免干部在工作中直接把理论条目演绎为政策原则或者机械地执行上级政策；另一方面，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尝试把抽象的理论条目转化为切合当时历史阶段和共产党员接受程度的道德文化规范，使理论条目更加具有现实感和亲切感，增强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牵引力。毛泽东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