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中平(1968- ),江苏盐城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 211106)。

原文出处: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语境中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内含着“主义”信仰话语、民众本位话语、阶级斗争话语、政党领导话语等几个重要部分;同时,亦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唯物史观的指导、时代需要的把握、社会实践的体悟等方面表征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进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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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20)02-0007-08

       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急速变化,社会言说系统先是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阶段,继而又在“社会改造”话语的整体态势中,向着“革命话语”方向急速地转变,呈现出思想变动激进化的趋势。毛泽东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认识上成功地实现了由“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转变,而且在“社会改造”的研究、思考和实践中,构建起独特的社会改造方案和革命话语系统:坚持“主义”的信仰指导“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依靠民众开展“社会改造”的实践,运用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改造”的手段,组建政党引领“社会改造”的行进。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的内在关联,对于早期毛泽东的研究及五四时期思想史的研究,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社会改造”时代的认知

       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潮,有着独特的认知和解读。五四时期以“五四”为时间节点,思想言说系统由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阶段。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人们业已深深地感知到“近来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1]569。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学生们从政治运动中得到了教训,知道腐败的社会上,不能建筑良好的政治,因此学生团体的活动渐渐趋重于社会方面,如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等”[2]。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革命话语”,乃是建立在对“社会改造”时代认知的基础上。故而,需要考察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的认知,借以呈现毛泽东由“社会改造”言说系统进至“革命话语”的逻辑进路。

       毛泽东身处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潮流之中,却能够基于对时代的感知和理性考量,在思想意识的深层把握这样的“社会改造”时代,并进而生发出其关于“社会改造”的智慧。在毛泽东的认识视域之中,“根本解决”乃是其关于“社会改造”的基本理念。在1919年至:1920年间,毛泽东不仅将湖南的五四运动引向“驱张运动”,而且又在“驱张运动”后转入湖南的“自治运动”,并从社会的“根本改造”的视角来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意义,指出:“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又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3]156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根本改造”是从“大处着眼”,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乃是“具体的准备工夫”,故而强调的是从“小处着手”。可以说,从“大处着眼”及从“小处着手”的结合及其所表征的“知行合一”理念,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立足现实、注重践行、求实创新的精神。

       毛泽东鉴于五四运动所开启的“社会改造”时代的到来,要求新民学会聚焦于社会改造事业,并主张将“社会改造”作为一个重要题目来进行详细的研究:“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天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3]157毛泽东这里是说,进行“社会改造”不能“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能流于空谈而不切社会实际,而是要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改造的目标、方法、路径等具体问题,从而找到社会改造的行动方案。在五四时期,毛泽东面对社会变动和思想激荡不高谈阔论,而是主动地因应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时代需要来具体地研究问题,并积极地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体现在“社会改造”的认知上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1921年1月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时,有人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故而不能以“世界”为范围;但如果中国的“社会改造”仅仅局限在“中国”,则“又嫌范围小了”,故而“主张改造东亚”。毛泽东在发言中不同意“改造东亚”的主张,他指出:“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4]587-588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新民学会将“改造中国”置于“改造世界”系统之中,不仅反映出中国问题及中国的“社会改造”的世界性背景。而且也表征出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及所具有的一体性特征,同时也说明毛泽东等人在“社会改造”的认知上具有宽广而又开放的世界视域。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关于“社会改造”的认知,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最多。毛泽东在1921年1月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认为在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上“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并且应该明确这个“大规模改造”是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他指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必须有其方法,“改良是补缀方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4]587-588。此处的“大规模改造”就是指运用阶级斗争方法,走“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道路。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并进而主张“根本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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