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和思想研究，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点内容。特定时期的毛泽东著作及其价值，纳入思想史的框架中才能够看得更清楚、更准确，而不能孤立地、碎片式来看待某一篇著作、某一个观点。这种思想史的分析，就是要把实践逻辑和思想逻辑贯通起来，在实践发展中发掘思想的根据，在思想发展中展示实践的历程。新中国的创建，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社会史和思想史事件，推动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高潮。在新中国创建史上，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的政策设计、制度探索和理论观点都具有先导意义。九月会议文献中关于创建新中国的思想，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在创建新中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变革中转化为实践形态。本文试图从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上，从前后时期重要文献的比较中，对九月会议及其重要文献在新中国创建史上的重大历史和理论价值进行分析。 一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 “九月会议”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筹划新中国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解放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会议文献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探索的发展和延伸。全面分析和把握九月会议文献的思想内涵及其重要价值，就要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实践发展和思想探索的总体进程中来看问题。 抗战结束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是走向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中国，还是走向一个专制、独裁、分裂、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国，历史地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此，中共七大做出了明确选择——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但是，这种选择要成为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问题的关键就是能不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政治方法来获得一个光明的中国前途。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理论主张和政策选择。一方面，为和平做出艰苦努力，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谈判，力图阻止内战爆发、实现国内和平。例如，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之后周恩来等人继续在重庆、南京等地进行谈判等，力求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矛盾，并提出了一系列维持和平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甚至在思想上做好了和平建国的准备。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力图以战促和。抗战结束后的一年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重点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和与战”这个核心问题展开，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关于战与和的辩证法思想，关于有原则的让步的思想，关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等，都是这些政策探索和理论思考的结果。 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几次重大的历史选择，这几次重大的历史选择都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课题。对历史任务的分析，对历史课题的回答，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生长点，产生了新的理论成果。这些不同阶段的重大任务和问题主要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能不能和怎么样打赢以求生存的问题，怎么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和怎么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逻辑，而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思想逻辑。 1946年6月，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新的重大问题需要回答，这就是能不能和怎么样打败国民党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能不能通过自卫战争的胜利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在能不能打赢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从战争的性质、战争中人与物的关系、人心向背等各个方面，论述了能够胜利的问题。在怎么样打赢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军事上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争方针，在练兵、减租、发展生产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两条战线的思想，发展了统一战线思想。 1947年7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只是打败国民党军队获得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是如何彻底推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的问题。不只是从一个政党及其生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要从打倒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从走向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这样一个更宏大的、更具有全局性的视域来思考问题。由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了外线进攻作战的总体战略，并在一年外线进攻作战获得成功后，及时在1948年秋天发起战略决战，在战场上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军事思想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系统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思想，人民战争的战争战术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彻底打倒蒋介石绝不仅仅是战场上的问题，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围绕着彻底摧毁旧制度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建设、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工商业政策等各个方面，不断适应新的实践和任务，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决战及其胜利之后，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可怀疑了。在此情况下，一个更为重要的新的历史问题就迅速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那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么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社会制度做出选择，前瞻性地筹划好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并对获得全国领导权后的自身建设问题做好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围绕创建新中国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包括九月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文献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立新政权、新中国、新制度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