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9)06-0018-12 地图作为国家版图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体现国家主权领土疆域范围。加强地图管理，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2015年11月11日，国务院第111次常务会议通过《地图管理条例》，就地图的编制、审核、出版、互联网地图服务、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规范地图编制活动，保证地图编制质量。从历史来看，伴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刺激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意识觉醒，实现从“天下观”向“国家观”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推动我国地图编绘观念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从“天下舆图”向“国家地图”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历程中，民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30年起，为解决国内地图出版繁杂、抄袭陈编、国疆界域任意出入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规范的水陆地图审查制度并有效开展水陆地图审查工作。在国民政府开展水陆地图审查工作中，面对南海局势变化和南海疆域危机，按照《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国民政府先后两次统一开展南海标准化命名和地图编绘规范工作，并以此为标准，依例开展地图出版审查。正是基于地图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方面的重要性方面的认识，近年来，学术界一方面对民国时期我国地图的历史演变、传承脉络、编绘技术、审查制度、地图类型等问题展开分析；①另一方面，面对南海紧张的局势，较为关注民国时期南海地图的形成、演变及其意义。②但这些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忽视中国地图近代化绘制转型和政府加强地图管理工作等角度，审视中国南海疆域地图形成的历史基础、现实权衡、制度要求和实际操作，进而也就忽视对政府加强地图管理工作前后南海疆域地图变化之间的传承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为此，本文通过收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等有关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央日报》《申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等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站在政府加强地图管理工作角度，就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开展南海疆域地图的编绘规范与出版审查这一问题，作一分析和论述，以全面呈现这一历史专题风貌。 一、南海疆域地图编绘规范与出版审查的历史由来 国民政府开展南海疆域地图编绘规范，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符合中国近代转型过程当中地图绘制发展的客观要求。地图，我国古代称舆图，“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③。鉴于地图的重要，古代地图的掌管一般都由官方主导，视为国家档案收藏。《唐六典》记载：“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④及至清代，设置兵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舆图。与此同时，地图的测绘，因象征国家权力和关涉国家机密，也只由官方主导。民间出版的地图，以官方测量和公布的地图结果为依据进行编撰。如康熙年间编制完成中国首幅基于实测的《皇舆全览图》和1889至1899年清政府编制完成的《清会典图》。反映南海舆地图的绘制，根据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2016年出版的《南海诸岛图籍录》(全三册)，收集我国古代有关南海的地图数十幅，较为著名的有明代嘉靖年间张天复的《皇舆考》之《东南海夷图》、嘉靖年间戴璟编撰的《广东通志初稿·卷首》之《琼州府地理图》、万历年间王在晋《海防纂要》之《东南海夷图》、明末清初《地图综要》之《东南海夷图》、清康熙年间《大清中外天下全图》和雍正年间《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以及1790年《七省沿海图·环海全图》、1798年《盛朝七省沿海图·环海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1831年《皇朝舆地图略》、1860年《皇朝舆地略·环海全图》、1867年《今订中外四海总图》和《东南洋沿海岛案国图》、1872年《历代地理沿革图·舆地图》、1891年《国朝柔远记·环海全图》等。其中《东南洋沿海岛案国图》中将“万州礁地形”标绘在东经112度北纬16度，并注明属于海南岛万州所管辖，在张岳崧撰修的《琼州府志》和钟元棣编的《崖州志》中还明确把“琼洋”所属“千里石塘、万里长沙”列入海防领域。⑤ 但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不仅我国主权遭受侵犯，更致使官方地图绘制的主导权丧失。西方列强肆意在我国非法开展水陆测量和地图绘制。比如俄罗斯在1901年派测量队对呼伦贝尔地区进行强行测量和绘制地图，测量面积达23万多平方公里，得图299幅。⑥在与西方列强外交谈判和条约签订过程当中，中国政府频因传统“天下观”主导的地图绘制造成的地图模糊和缺乏精准性，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对地图的重要性认知进一步加深。清末民初，中国掀起一股绘制、编译、刊刻和出版地图的热潮，而且私营地图的出版蔚为繁盛。许景澄、钱恂、邹代钧、缪荃孙等清末驻外使臣及随员和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王先谦等知识分子以及西文地图公会、亚新地学社、中外舆图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搜集、购买外国所绘地图回国翻译印刷，组织地理学会、舆地学会、地图学会，加强地图的绘制和刊刻出版，出现军事图、行政区划图、海图、水道图、交通图、城市图等诸多类别形式的地图。这一方面增强国人对地图重要性的认识，将地图广泛地付诸国家主权捍卫、国际秩序参与、军事作战、国民教育和日常生活当中；另一方面，因缺乏主导和规范，地图出版抄袭陈编、类多繁杂，致使以讹传讹、国疆界域任意出入，甚至酿成国际交往中的笑话和造成航海、主权防卫、军事作战、外交谈判中的损失。比如吴半农曾提到，有一次在美国某一会议席上，亲自听到前海军部长贝克君说明他对于中国进步的观点，举其之中华民国新地图作证，誉为中国进步的表现，但经前沪江大学教授克莱迈指出，系由日人印刷，众人哄堂大笑起来。⑦ 反映在南海疆域地图的绘制上面，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基于南海交通航线的战略地位认识和出于改善商业贸易航线、军事航线角度，在未经中国政府的允许之下，便肆意调查和勘探岛礁及其附近海域。据统计，1800年至1933年，外国在南海涉及地理调查、地图测绘的重要活动就不下60次。⑧1881～1895年间，德国先后5次勘探西沙和南沙，“调查了解西沙、南沙岛礁的资源情况，以谋求将来开采或往来船舶栖息之用。”⑨面对“南海天堂，茫茫孤岛，蝇头沧粟之地，亦不得安宁”的南海形势危急，清末民初有关南海疆域地图的绘制也取得积极的进展，比如李准巡海回广州后，著《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记载西沙岛“在琼州陵水县榆林港之东南，星罗棋布，延袤直自纬北15度46分至纬北17度17分5秒，横自经东111度14分至经东112度45分。共岛15处，分为西7岛东8岛”⑩。1912年胡晋接、程敷锴编绘出版《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和1927年屠思聪等编绘出版《中华最新形势图》，均对南海疆界线通过实线的形式进行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