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9)05-0018-16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1927年常被称作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年，在这一年中共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大批党员被杀害，损失非常惨重。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1927年何尝不是中共走向成功的新起点。在年初，中共虽然迅猛地发展了群众组织，但是没有军队，更没有政权；而到了年底，中共已经拥有了红军，并且依靠红军建立了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这个起点开始，中共最终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也就是说，中共在1927年经历了深刻的组织转型，从一个没有军队和政权的党，转型成为一个拥有军队和政权的党，在近代中国暴力充斥的政治环境中，这对于中共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种组织转型也是非常艰难的，中共原来是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为主体的党，主要从事思想宣传和群众运动，要转而建立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很多原来的党员都难以适应，因而脱党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同时，在武装暴动中又有大批农民入党，使党的组织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经受住了组织转型的考验，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不仅决定了中共的命运，也决定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本文尝试深入细节探讨这个在武装暴动中实现组织转型的过程，这次转型是深刻和全面的变化，既包括组织范围的变化，增加了军队这样新的组成部分，也包括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组织成分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都是为适应武装斗争阶段严峻的军事化环境而发生的。 一、建军的准备：中共党员进入张发奎第二方面军 中共在1927年组织转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自己的军队，但要凭空创建一支军队是非常困难的，中共在准备建军时期充分利用了国共合作中出现的机会。斯大林反对中共过早退出国民党，要求坚持国共合作到最后一刻，是希望从中获得好处，特别是获得建立军队的机会。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对国民党“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谁就是笨蛋”①。中共出台一系列措施限制工农运动，就是为了维护与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合作关系，而且确实在最后决裂之前，从国民党左派手中获得了一些军队，尤其是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成了初期红军的主要来源。 中共早在1927年4月就动员党团员参军，以期扩大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实力。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与中共关系最好，这支军队是由北伐时期有名的铁军第四军发展而来的，出自广东，革命精神比较强。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以后，“一些偏右的高级军官却离开武汉，跑到南京蒋介石那边去了。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师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还有一些团长都离队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就对铁军的高中级军官，进行了一次调整”。这时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反蒋，相互信任，“这次高中级军官的调整，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掌握了指挥权”，叶挺升任二十四师师长、许继慎任七十二团团长、蒋先云任新编七十七团团长②。 张发奎虽然后来坚决反共，但他在1927年很想利用勇敢善战的中共党员加强自己的军队，因而对把共产党员编入自己的部队相当积极，他很“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主动“把共产党员安插到不同的岗位，因为他们都很能干”③，“河南进军结束时，张发奎的部队里有8名团长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有30％的共产党员，营长也大致占这个比例”，“有些团里共产党员军官的数量相当可观。”不过，在士兵中党员比例不高，即使在共产党势力最大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士兵中党员也只有10％-12％④，其他部队的士兵党员就更少了。 1927年6月，张发奎部在河南打败奉军后回师武汉，扩编成第二方面军，下辖第四、十一、二十军，大规模招兵以弥补河南战役的伤亡。在周恩来的组织下，湖南、湖北很多工运、农运骨干踊跃参军，使得共产党在这支部队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在夏天全国反共高潮中，第二方面军仍然对中共很友好，收留了各地逃亡出来的很多共产党员和工农干部，共产党在这支部队中势力很大，这样才有了武装暴动、创建红军的机会。萧克说：“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拉走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几乎一半的部队，包括二十军全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第四军二十五师等。广州起义主力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秋收起义主力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⑤。 共产国际一直批评中共领导人热衷于和将领搞外交，不重视士兵工作，比如罗易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党的所有领导人无一例外地把很多时间花在先串通这个将领反对另一个将领上，然后又串通另一个将领反对这个将领上，而不是群众工作上。”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把俄国经验简单套用在中国的倾向。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在军队废除死刑，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有权否决军官的命令，这导致军队领导体系瓦解，军官完全丧失了领导力，有时士兵委员会竟要求军官交出随身手枪。因此，布尔什维克可以自由地深入士兵群众进行宣传，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工农出身，他们大批加入了革命阵营。 但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旧军队的领导体系并未瓦解，而且军队不是统一的国家军队，而是效忠私人的军队，军官对军队有很深的个人影响。由于军队是军官的命根子，军官对士兵控制很严，共产党员不可能自由宣传。从中共建立军队的过程看，无论是1927至1928年叶剑英、贺龙、彭德怀等出身旧军队的军官加入革命阵营，还是后来争取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发动宁都起义，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发动百色起义，争取军官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的分析很精辟：“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⑦相反，在没有军官支持的情况下，单靠士兵群众发动兵变成功的很少。在这里，俄国经验很难应用到中国。
